就在邓拓怀揣极度的悲怆和绝望心境，窝在家中悲感交集地给北京市委领导写信，并为自己心爱的妻子留下简短遗书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日报》印刷厂排字工人，正在灯光暗淡的车间紧张而神秘地赶排一篇事关重大的政论文章。车间门口阴暗处，几位戴红袖标的执勤者瞪着明晃晃贼亮的眼睛，手持铁棍来回走动，整个工厂内外笼罩着一种肃杀恐怖气氛。当邓拓僵硬的尸体被家人发现时，《浙江日报》的黑体大字号标题文章《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已出现在街头报栏和各机关的办公桌上了。
这篇重大政论文章一开始即先声夺人：“吴晗这个‘三家村’黑店的急先锋，究竟是个什么货色？最近，我们到他的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苦竹塘大队和附近的民主、解放、和平、胜利等大队，傅村、义亭等公社，进行了一次调查。当地贫下中农揭露的大量事实，和我们搜集到的一批罪证，戳破了吴晗多年来苦心编造的种种谎话，充分暴露了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
接下来，文章分四个主题十三个专题，对吴晗的“反革命面目”一一揭露。
第一个主题主要揭露吴晗“伪造进步家史，隐瞒两代反革命罪恶，掩盖地主家庭反动本质，进行政治投机”。
调查人员依据的材料，是吴晗本人于1950年2月在《中国青年》第32期发表的《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一文，其文主要向青年人讲述自己当初对共产党从不太了解到了解，直到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同时提到了在西柏坡与毛泽东就自己创作的《朱元璋传》进行了一个晚上的谈话，认为：“（谈话）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吴晗表示：“我要大声喊出：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揭露文章又说：1961年和1962年，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向党猖狂进攻达到了高潮，牛鬼蛇神，认为他们的春天到了，纷纷出笼。就在1961年，吴晗感到“心花怒放”、“春色满园关不住”，出版了他的《春天集》。在这本集子里面，吴氏把1950年写的《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原封不动地推荐给读者。他自我吹嘘说：远在二十年代末期，自己就对农民革命“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一九三零年以来，我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物论，企图应用这新观点、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二十年写了四五十篇专门论文”。他还介绍了自己怎样从一个穷学生到成为专家、学者、教授的经过。到了1962年，吴晗又通过记者，向青年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在三十年代，下“苦功夫”、“钻到浩瀚的明史资料中去”、“勤读、勤抄、勤写”、“克服挡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终于“成为专家学者”的经验。文章说，我们虽然没有亲聆教诲，但是从记者所记载的，吴晗同志“兴致勃勃”、“越谈越兴奋”，以致记者们都“为这种惊人的毅力，辛勤的劳动深深感动了”的情况，可以想象得到吴晗同志当时踌躇满志、“心花怒放”的心情。在这次谈话中，吴晗对青年寄以“殷切地盼望”和“希望”，要青年们以他的三十年代作为样板，向三十年代的他学习、看齐。
从揭露吴晗的文章可以看出，在叙述一系列理想与超阶级观点，外加高喊政治口号山呼万岁的同时，春风得意的吴晗没有忘记“痛说革命家史”和“忆苦思甜”。正是自己画蛇添足的一番表白与撇清，才令对立面抓住了辫子一个滚翻扭倒在地，扔入污浊的池塘，成了人人喊打的“泥猴”，直至被压于五指山下不得翻身。吴氏在《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中这样“添爪”道：
我出生于1909年。祖父是佃农，兄弟俩勤苦成家，他养了五个儿子，靠着人力多，节衣缩食，到晚年居然可以温饱了。父亲是小儿子，有福气进蒙童馆，一面念书，一面帮着家里做爆竹。祖父死后分家，分到三亩田，而且是洼田，经常被水淹……分家后父亲考入县学，那时叫作秀才，名为县学生，其实是不上学的，算有了功名，就有人来请教蒙童馆了，一年有二十串钱。加上三亩田的租，两夫妇勉强可以过日子。我就是他们的长子……父亲毕业后一直作公务员，大概一个月有几十元银元薪水，一家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寄回家买田地，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大概已经有靠近三十亩左右水田了，还盖了一所瓦房，每年可以收五六千斤谷子的租子。我小学刚毕业，父亲就失业了，爱发牢骚，成天喝酒。他写得一笔好字，却不会下田地。雇长工种了几年田，
不会经理，划不来，又佃给人种，靠租子过日子。这时候又添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日子已经不宽裕了……由浙江省委派往义乌的调查人员经过实际走访调查认为：吴晗这部“进步”“光荣”家史，是“妄图蒙骗群众，掩盖他的反革命面目”。从吴晗父亲编定的《椒山吴氏宗谱》，给吴的祖父懋环作的《府君行述》中查考得知：“吴晗的祖父吴懋环，并不是什么‘佃农’，而是一个‘登仕郎’——封建王朝的九品官，一个‘奋勇当先’屠杀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的刽子手，一个‘权贸子母’的高利贷者。”同时，调查人员在《行述》中侦知，吴晗的父亲“以邑痒生毕业于浙江高等巡警学堂，历任象山石浦、岱山、凤峡、玉山各镇警佐。”“可见，吴晗的父亲吴瑸钰，并不是什么‘公务员’，而是一个反动警察官，一个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爪牙，劳动人民的凶狠敌人。”
在这一线索的基础上，调查人员再接再厉，通过进一步明察暗访，得知：“据苦竹塘大队贫下中农揭露：吴瑸钰由于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狗咬狗’的原因，丢掉了警察官的‘乌纱帽’，回乡以后，又成了地方上的恶势力，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村里大小事情，要由他说了算。穷人家碰到红白喜事，非要请他吃酒不可。肉烧得不好，他还要笃着‘斯的克’（手杖）骂人。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和地主富农，常来他家拜访。多的时候，一天就有八九顶轿子抬进他家的大门。当地反动警察所的警察，好比他家的看门狗，只要吴瑸钰一个条子，什么事都马上照办。群众说：吴瑸钰是当地一个出名的恶棍。”
由吴瑸钰的罪过又牵涉到吴晗所说自己那位“同情”革命、“赞扬”革命部队的“好人”母亲蒋三英。调查人员根据当地贫下中农揭露，这蒋三英不但不是什么“好人”，反而可恶得很，是个口碑极坏的地主婆。揭露文章说：“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我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根据地进行‘二五’减租。当时，吴家佃户吴璧辉（共产党员）带头要地主婆蒋三英减租，地主婆恶狠狠地说：‘你要减租，我就收田！’吴璧辉向溪口民主政府控告，地主婆又先后两次乘轿去溪口，疯狂顽抗，拒不减租。后来，因民主政府作出判决，才被迫减了租。又据傅芝英等革命干部家属揭露：地主婆蒋三英还经常咒骂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是‘土匪’，是‘蛆虫’，咒骂八大队的干部家属是‘土匪娘’、‘土匪婆’。一九四五年，第八大队主力北撤，地主婆蒋三英气焰更加嚣张，咒骂第八大队说：‘老天爷有眼睛，这批蛆虫飞走了。”’另据在吴家当过雇工的贫农陈金饿、龚银妹和鲍华英等人揭露：“吴晗家中，火腿多，陈粮多，他母亲天天喝酒，父亲嗜吃‘红丸’，一家人过的是‘朱门酒肉臭’的奢侈生活。吴晗本人，也从小厌恶劳动，葱麦不分；到金华读书，是乘轿而去，骑马而归；喝酒、赌博，过的是浪荡公子的生活。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给当地贫下中农读了吴晗编造的‘吃馊饭’等谎话，当地贫下中农气愤地说：‘地主老爷，警官太太，酒肉都吃不光，哪里还会吃什么馊饭，真是胡说八道！’”又说：“贫农龚银妹母女两人，因生活所迫，到吴家当女佣人。女儿陈金娥，在吴家，起三更，落半夜，做了六年牛马，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陈金娥因受不了这种非人的虐待，逃回家去。地主婆蒋三英便赶到陈家，硬逼金娥回吴家。金娥不从，蒋三英竟剥走了陈金娥的棉衣和单裤。正是因为这样，当地贫下中农对吴家地主深恶痛绝。他们说：‘吴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渗透着我们劳动人民的血和泪。要不是他们在土改前死掉，非斗争他们不可。”
最后，调查人员总结道：“吴晗苦心编造的‘进步’家史，真相大白！原来，他不是什么‘佃农’的孙子，‘公务员’的儿子，而是屠杀和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的孙子，反动警察官的儿子。他自己也不是什么‘穷人’、‘穷学生’，而是一个喝劳动人民血汗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地主大少爷。吴晗的家史，不是什么‘进步’家史，而是一部反革命的罪恶史！地主阶级的剥削史！”又说：“吴晗为什么不迟不早地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一九五零年耍弄花招伪造进步家史、掩盖地主家庭的反动本质呢？对此，吴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有一段自白。他说：‘由于幼年时家境的困难，我自然地对农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对农民革命则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原来，吴晗无中生有，挖空心思伪造家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在他的‘反骨’上栽上一条‘进步’的阶级根源，从而使人们相信，他是‘自然地’成为‘无产阶级或者至少应该跟着无产阶级走了’的人，以便他在‘进步’面目的掩护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党猖狂进攻。这是一个无耻的谎言，恶毒的政治阴谋！……一九五零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前夕，吴晗一面抛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篇文章，公开宣扬他家是‘勤苦穷家’的，一面又以‘拥护土改’的‘进步人士’面目出现，给义乌县人民政府写信说：‘我的房子、田地和家具一切，全部献给政府……’吴晗妄图用‘献’田、‘献’屋的手段，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逃避群众斗争。当地群众识破了吴晗的诡计。他们说：‘地主的土地，都是从我们劳动人民手上剥削去的，如今是土地还老家，哪要你地主献殷勤！’他们根据党的政策，把吴晗的家庭划为地主成分，吴晗的‘献’田阴谋没有得逞。”
在第四个主题中，调查人员以吴晗“借口‘支持农村文化革命’，以赠书为名，妄图破坏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为引子，对吴晗的所作所为再度给予重击。文章说：“一九六五年春天，本省农村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热潮。苦竹塘大队办起了俱乐部，这是一个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这个大队在外地工作的同志，纷纷给俱乐部寄书。有的寄来了毛主席著作，有的寄来了《雷锋日记》，有的寄来了《必要的一课》。就在这个时候，吴晗也一反过去对家乡群众的冷漠旧态，忽然热心起来，给俱乐部寄来了一百多本图书。你道是些什么书呢？大都是关于帝王将相的书！《唐太宗》、《袁世凯》来了，《李鸿章》、《梁启超》来了，《海瑞》、《于谦》也来了。此外，还有一批这样那样的‘史话’，可就是没有一本大家迫切需要的毛主席著作。社员对此极为愤慨。他们说：‘吴晗这样做，是公开反对我们农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要我们读吴晗他们的书，听帝王将相的话！’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对这批书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剖析。这一百多本书，都是吴晗主编的。”
在文章的最后，调查人员紧扣现实批判的主题，总结性地说道：“这些书歌颂的对象，几乎都是帝王将相。说什么大地主头子、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说什么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武则天，是个‘好皇帝’。说什么宋朝穷小子寇准，由于‘读书用功’、个人奋斗，十九岁中了进士，二十岁当了‘知县’，最后居然爬上了宰相的高位。吴晗把这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吹嘘成为‘我们后学的典范’。特别是吴晗把自己‘精心’制作的大毒草《海瑞的故事》和《于谦》，也公然拿到家乡去推销。他的这些毒草，在苦竹塘大队的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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