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股风浪中，远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也受到指示站了出来，以全国人大代表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双重身份，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署名文章，义正词严地指斥道：“当我看到报纸，听到广播，知道邓拓、吴晗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以后，真是越看越生气，越听越起火。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我的话在肚里憋不住了。‘三家村’黑店的掌柜伙计们，我要质问你们：你们每天吃的是人民的茶饭，为什么专门干反人民的勾当？我警告你们这些坏家伙，我们大寨人和全国工农兵群众坚定不移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蛇消灭干净……谁支持邓拓、廖沫沙、吴晗这伙反党分子，我们就和谁算账；谁想掩护他们，我们就揪住谁斗争。”最后，陈永贵斩钉截铁地表示：“‘三家村’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企图是永远不会达到的。社会主义是钢帮铁底铁江山，你们搬上一万年也搬不了一块半头砖。你们自己点起来的火，现在已烧到了你们自己的身上，将把你们这些毒草统统烧尽。”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半期，主要揭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同时宣布革职查办，此为著名的“彭罗陆杨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第一个被拖出来插旗示众的“阴谋反党集团”，也是“文革”中第一批打倒的当权派。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获得通过，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邓拓在家中给彭真、刘仁等北京市委的同事写了一封长信，此时彭真早已被打翻在地，并在5月16日这一天失去了自由，但邓并不知情，他在信中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又说：“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从上述几句话可以看出，邓拓对蹲在山西省大寨村山头上的陈永贵那篇文章是相当重视，并误认为这个头戴羊肚子毛巾的家伙，真的能代表全国人民和工农兵群众。如果这个腰别长柄烟袋，满脸旧社会的老农的声音确是发自内心，那么作为知识分子加党内高级干部的邓拓心中产生震撼也就成为必然。但此时的邓拓仍不认为自己的为人和所写文章有什么过错，他在信中申明自己绝不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的“叛徒”。当认为该申明和辩解的情与事全部了结后，邓拓在这封篇幅相当长的遗书中写下了最后几句话：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写完这几句表明自己态度，同时意在保护未亡的妻子儿女的政治口号后，时间大约是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此时邓拓已心力交瘁，有速死之念。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坚持给早年在晋察冀边区闹革命时代结识的妻子、当天晚上被他托故支走的丁一岚写了一封简短的遗嘱：
一岚：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写下这些文字后，邓拓吞服了烈性毒药。未久，毒性发作，邓拓砰然倒地，就此结束了54个春秋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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