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燏禀承和坚持的独身主义，可谓生逢其时，但又并不得意。在一个纷乱并渐渐失去理智的社会里，她所得到的不是心灵的安静与快慰，相反的却是沉滓泛起的鼓噪与不怀好意的流言甚至毒箭。面对内心的苦痛，她只好躲到无人处，或像鲁迅所说自己痛苦时索性躺在荒山里，在草莽中，舔着自己的伤口。但这个躲时避世的方法，仍无法使她的伤口愈合，无休止的思想改造运动一直伴随着她形影不离，且逼迫其走出荒野直面酷烈的人生苦痛。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从前是一种荣耀的世家身份，而如今已完全变成一座压在自己头顶上推之难去、避之不及的大山，随着改天换地的时势巨变与政治风浪兴起，曾家和太平天国在南京的陈年旧事，于新的历史交叉点上又阴阳差错地再度掀动起来——尽管矛头指向的是“汉奸、刽子手曾国藩”，而没有指向原本无辜的曾昭燏。1949年底，国共两党彻底翻盘，江山易主后，整个大陆掀起了一股歌颂农民造反的热潮，鼓吹社会的进步是农民战争直接作用的结果。一些政客文人见风使舵，很快把精力集中到农民造反与革命的主题上来，借题发挥，兴风作浪。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南京市开始筹备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会并筹建纪念馆，而已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的罗尔纲奉命与文物考古人员，在太平军当年活动的主要区域南京、上海、苏州、无锡、绍兴等地收集、鉴定有关太平天国史料，并为即将举行的大规模展览作准备。在搜集史料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与太平天国相关的遗迹和文物。1952年，在南京堂子街72号、74号住宅，发现了疑似太平天国壁画的东西。这年12月7日，罗尔纲邀请曾昭燏、潘菽、胡小石等文物专家前往堂子街实际勘察并确定为原物。曾昭燏事后执笔撰写了《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遗址调查报告》一文刊布。随后几年间，大量太平天国史料陆续被发现，据罗尔纲在1954年底批判胡适运动时所说，除了具有头等的人民艺术价值的太平天国壁画，另有“苏州忠王府的建筑经过鉴定了，太平天国结婚证书在绍兴发现了，天朝元勋曾水源的墓在南京发现了，太平天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也得到文献证实了，在解放前我所见太平天国文献不到四百种，现在已发现了一千二百多种了，这一切的一切，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党和政府领导的无比正确”。
就在罗尔纲于全国政协大会上颇为得意自豪地说这个话的时候，当年随他一道前往堂子街鉴定壁画的曾昭燏，对政治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如同躲在窝中受惊的野兔，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拿出相应的脱险对策，在太平天国问题上也是如此，否则就落入圈套。据后来一度担任过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梁白泉说“上边每有个什么运动，她（曾昭燏）总是闻风而动”，当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兴起时，她又“闻风而动”，立即把胡适当年亲自题名赠与她的一部印刷精美的《胡适文存》从箱底翻出来交给了“组织”。梁白泉此言，意在表达曾昭燏对党的忠诚和对政治运动的热情，但观其后来的言行，便可知这个“闻风而动”实是一种表象，内在的真相则是隐含着曾氏内心的恐惧与自保策略的无奈之举。
曾昭燏与胡适的交往并不多，由于她与其兄曾昭抡，以及陈寅恪、俞大维、傅斯年等学界名流和军政要人等亲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胡适相识进而相知则是自然和顺理成章的事情。
1948年冬，国民党在淮海战场上节节失利，大批伤兵空运到南京，一部分进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陈列室治疗养伤，搞得整个博物院乌烟瘴气。曾昭燏对此大为不满，在劝说无效的情形下，致函北大教授、著名敦煌文物专家王重民，恳请王氏向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中央博物院理事的胡适反映。王在12月2日致胡适信中说：“曾昭燏女士来信，说最高（当局）命令中央博物院古物集中，空出房子住荣誉军人，明知先生爱莫能助，但她愿重民转告先生。”由这封信可见曾氏对胡的敬重和仰仗之情。当江山易主，“批胡”与“倒胡”运动山雨欲来时，已成惊弓之鸟的曾昭燏以一套《胡适文存》仓皇应对，于危急中不失体面地蒙混过关，实属无奈中的一个对策。眼看批胡的高潮大幕在全国拉开并逐渐升级，众多文化学术界人士或被迫、或自愿地在报刊电台对着镜子喊王八——既骂胡适的幽灵又骂自己，丧心病狂地歪曲事实并对胡适的影子一顿刀砍斧剁。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并具有西方教会学校背景的曾昭燏，在表面积极响应的同时，内心的文化良知与道德规范又使她作着脱逃溜滑的准备。当“组织”派出官员挟“运动”之威到南京博物院下达批胡任务时，作为一院之长的曾昭燏只是召集全院人员开会传达指示，让众人现场声讨，会散之后便偃旗息鼓，未再鼓动群众撰写批斗文章在院内张贴和报刊发表，更未亲自出头露面对胡适展开口诛笔伐。当“组织”派人令其书写文章在报上发表，以彰显本省文化思想界对运动的态度和批胡业绩时，曾氏以“与胡适交往不深”为由作了坚决的拒绝。
许多年后，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陆建芳认为，曾昭燏这个冒有极大政治风险的做法和抉择，除了对胡适的友情和学问人格的认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胡氏一贯倡导客观看待太平天国，亦即客观对待曾国藩与湘军历史功绩的感激。其说是否属实，尚可探讨，但无论如何，曾昭燏没有卷入这一运动的旋涡，算是她本人和身悬大洋那边的胡适都值得欣慰的一件幸事。然而，所幸之中的不幸是，此时曾国藩已被当局定性为“镇压农民起义的汉奸、刽子手”。而学术界忽传有海外新印《李秀成供状》问世。未久，随着这份《供状》进入大陆，以及罗尔纲对李秀成言行进行颠覆性重新评价和戚本禹的再颠覆，以曾昭燏为代表的曾国藩家族留在大陆的子孙，再度陷入了难堪和痛苦境地。
《李秀成供状》所涉及的内容，是一个在朝野流传了百年的悬案，即太平天国城陷之日，曾国藩在天京匆匆处死太平军将领、忠王李秀成的一段隐情秘事。
在处死之前，曾国潘曾命李秀成写了一份口供，而后将李之供词抄录，一面上报清廷军机处，“以备查考”；一面在安庆刻印公开，题作《李秀成供》，亦有作《克复金陵贼党供招》者，原稿藏于湘乡荷叶塘曾家老宅秘而不宣。
随着太平天国灰飞烟灭以及与其对立的大清王朝灭亡，此事本来告一段落。想不到民国建立之后，另一批农民造反起事和革命口号又兴行起来，洪杨之乱开始被一些人拿来作为革命的先驱和样板加以鼓吹仿效。于是，一股太平天国史研究热潮在军阀混战、枪炮隆隆的中国大地悄然升起。据罗尔纲说：“在抗日战争前，著名历史考据学者陈寅恪先生，得看过《李秀成自述原稿》，他对人说曾国藩不肯把它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其实，何止曾国藩不肯公布，曾家后人也同样不肯公布。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于1936年6月，为北京大学影印《李秀成供》作序，曾以委婉的言辞向曾家后人提了意见，希望他们及时发表原供。孟森的话可说是代表当时社会上对曾家收藏《李秀成自述原稿》不肯公布的舆论，可是曾家后人并不理会。1944年，曾国藩的曾孙曾昭桦因在广西工作的关系，经过家庭会议才勉强答应广西通志馆派人前往抄录。后来那个抄本和十多张照片，一再排印和影印出版。”
罗尔纲所说前往湘乡荷叶塘曾家抄录《李秀成供》的人，是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吕氏根据流传本与曾氏家藏秘本两相对勘，补抄下了流传本被曾国藩删除的五千六百余字，并摄影16页返回广西。经罗尔纲鉴定、研究，确定曾氏秘本属于真品，被删内容正是对曾国藩和湘军极其不利的语句。1951年，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书中提出了李秀成伪降说，认为忠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智，以图恢复太平天国大业。1957年，该书增订本依然持“伪降”说。就在罗氏的观点如羊群里窜出一头叫驴般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鸣响之时，却遭到部分学者的阻击。1959年，史家赵矢元指出，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这也是应该承认的”。此后，史家苑书义认为李秀成在生命最后十几天的言行，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
对于“假降”和“真降”两种不同的观点，各路学者与政客纷纷撰文表态，臧否不一。同时，曾国藩当年是否涂改删节、毁灭了李秀成供词的问题，也一并成为史学界争论的热点。
就在史学界围绕以上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之际，1962年，忽然传来消息，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原藏于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的秘本《李秀成供》，题签《李秀成亲供手迹》。这一讳莫如深的秘本，据说是曾约农于1949年离开大陆时，秘密携往台湾的。曾约农与其姊曾宝荪一起离开大陆后由香港转赴台湾定居，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临走之前，他们带走了部分湘乡“福厚堂”曾国藩的藏书，其中就有这部对考证太平天国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秘藏本《李秀成供》。
《李秀成供》出版的消息在大陆政学两界引起震动，有关方面很快派人通过香港购得此本鉴定。这个影印本清晰地保留着曾国藩等人用朱笔、墨笔进行删改的痕迹，篇幅比曾国藩当年的安庆刻本多出九千余字。经过多方鉴定，影印本为《李秀成供》的真本内容无疑。全本七十四页，全页写满，最末一页最后一句话是“实我不知也，如知”，全篇结束。
从写满的页码和书写的规律来看，李秀成的话似未讲完，下面应有延续，至少要把“如知”这句话讲完。何以成为影印本的现状呢？这意味着李秀成最后一部分供词一定包含着更深的隐秘，或者对曾氏来说极不利的话语。为怕暴露于世，曾国藩或曾家后人便有意把最后一部分撕去销毁了。至于这个真本为何要在此时印出，据罗尔纲推断，因当时广西通志馆抄录本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才追使曾家后人不得不把原稿影印公布”。
台湾影印本《李秀成亲供手迹》传入大陆不久，罗尔纲再度提出李秀成“假降”说，一时得到众多学者的呼应，罗氏对李秀成这一颠覆性评价，眼看就要成为不可撼动的铁案，除报刊电台予以呼应外，一些表现李秀成被俘后宁死不屈，图谋东山再起的戏剧也纷纷出笼，在全国各地上演。令罗尔纲和他的拥护者想不到的是，一只更加骄悍的黑马又从羊群中鸣叫着窜出，此人便是号称史学界“新锐”的戚本禹。年轻气盛的戚本禹在题为《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中，对罗尔纲等人的评价再次进行了颠覆。文章说：“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最后的结论是：忠王不“忠”，李秀成是叛徒，并“认贼作父”。
戚文一经发表，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震动和争论，各色人物纷纷表达不同看法，致使争论呈越演越烈之势，最后演化成文化思想界最高层的一场角逐。当年被鲁迅指斥为“四条汉子”之一，此时掌控中央宣传部的周扬，对戚文观点予以否定。但自称文艺界“流动哨兵”的江青出于政治目的适时跳将出来，明确指出周扬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官场得意且不明就里的周氏及其一帮大小喽啰表示不服，双方你来我往地交起手来。江青一看自己的威力不足以制伏周扬等辈，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毛读了戚文和《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后，作了如下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随着这十六字手谕
藏海花
老九门
美人为馅
分手再说我爱你
赏金猎人
诡灵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