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大势已定，明白过来的周扬急转航舵，迅速指示中宣部给各地打电话，发布通令：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不要发表和演出。于是，正在上演的话剧《李秀成》被封杀。而竭力主张李秀成“假降”、忠王还“忠”的罗尔纲等人，自然地成了站在革命对立面的人物，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帽子加以整肃。一时间，文化思想领域又掀起了一个批判李秀成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洪秀全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革命的农民领袖；杨秀清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为不折不扣的“叛徒”。整个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可谓红脸、黑脸、花脸、白脸各有所得，各得其所了。
就在太平天国历史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颠来倒去，主要人物头上的“钢盔”不断变换的十余年间，蹲在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以一种复杂的心境密切关注外界的一举一动。只是不管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特别是争议最大的李秀成头上的“钢盔”如何变化，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黑色“钢盔”则无人为之更换。不但没有更换，随着《李秀成供》的争论与台湾影印本的出现，一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向整个曾氏家族袭来。一直对曾家后人迟迟不肯交出《李秀成供》真本大为不满的文化学术界人士，对留在大陆的曾氏家族人员未能保住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却让一个曾约农偷偷携往台湾并且于国民党掌控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更是满腔恼怒，强烈怀疑曾国藩本人与其后人的险恶用心。这种愤怒和怀疑十几年之后仍不能从心中消失，正如罗尔纲后来所说：“曾国藩为什么不肯公布《李秀成自述原稿》交给清廷呢？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不可告人之隐’。‘不可告人之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面所举曾国藩那些欺骗清廷、损人利己和把现存原稿七十四页以后毁灭的秘密。”罗氏的激愤之词，代表了学术界多数人的态度，曾一度影响了最高当局并引起部分领导者的不快，红极一时的史学家范文澜也随声唱合，撰文声称曾国藩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和汉奸刽子手。在如此的政治形势和语境下，身在文化、文物界且主掌一个国家级大型博物院的曾昭燏自是百感交集，痛苦不堪又不能公开言说，只有私下向要好的友人诉说心中的苦闷。有一天，曾氏满面悲愤地对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贺昌群说：“范文澜说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怎么也想不通；说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是不错的；但说他是汉奸，我们曾家绝不能接受，因为这不是事实。”
1963年春，曾昭燏借到南方出差之机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就台湾影印本《李秀成亲供手迹》一事与陈氏进行了密谈。所谈内容和计谋的应变之策外人不得而知，可以想象的是，话题自然涉及曾国藩、湘军与太平军等陈年旧事。当曾昭燏说到欲购海外新印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供状等事宜时，陈寅恪也一定为自己祖辈与曾家三世之交，以及祖父陈宝箴在为曾国藩幕僚期间曾施计活擒幼主洪天贵福之事，于心头涌出一种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聚散无常的感触。
当年曾国藩特别赏识俞樾“花落春仍在”的诗意，如今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寒风苦雨中，已是英雄迟暮，美人白头，只有“我自无语向天行”了。就在曾昭燏访问的当日，陈寅恪于怆怀哀愁中赋诗一首：
银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
涧瀍洛下犹馀地，韦杜城南莫问天。
雄信谳词传旧本，昆明灰劫话新烟。
论交三世无穷意，吐向医窗病榻边。
因陈诗向来以隐晦艰涩著称，又有一套独特的密码系统，后来的释家虽破释了涧瀍，指涧水、瀍水，皆流经洛阳注入洛水，后泛指洛阳，而此处的洛阳又喻指曾昭燏所在的南京，以及“单雄信为王世充的将领与李世民为敌，而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的将领与曾国藩为敌”、“谳词，犯人供词，此句扣紧诗题所指的《李秀成亲供手迹》”等诗句的喻意，但仍难读懂和全面破译陈诗中隐含的密码。随着曾昭燏与陈寅恪先后谢世，二人的谈话内容更不为外界所知。稍能透露曾昭燏在批判李秀成运动中内心活动与应变之策的，是1964年曾氏所作《读李秀成自述手迹》诗两首：
一火金陵万屋墟，焚身犹欲救池鱼。
百年心事分明在，试读名王自白书。
万家春树感深思，巷哭江南尽泪痕。
身后是非谁省识，欲从遗墨共招魂。
又：
旷代功勋旷代才，擎天高柱复危榱。
缘何一着差终局，百战英名付劫灰。
鸿毛岱岳须臾事，取舍分明是丈夫。
寄语世人须着意，亲仇有界莫模糊。
诗中的“缘何一着差终局，百战英名付劫灰”句，当是曾昭燏紧跟形势，对已定调的“叛徒”李秀成，因最后十几天“投降变节”而使一世英名付于劫灰的扼腕叹息。最后两句当是警告活着的人，对轻如鸿毛与重如泰山这般人生大事，一定要想好、想开了，不要稀里糊涂地亲家与仇寇不分，把本是狗熊一样的反革命分子当成革命的英雄，或像罗尔纲最初称颂的“反革命的英雄”来对待。特别是最后半句，既是痛惜李秀成“认贼作父”，不该乞降于“伪君子”“反动刽子手”曾国藩，同时旗帜鲜明地宣示自己爱憎分明，界线清晰，坚决与罗尔纲所一口咬定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革命的巨魁”曾国藩决裂。
当曾昭燏独自趴在南京博物院一间空寂的屋子里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正是李秀成遇难一百周年。曾氏这首在严酷的政治压力和为自保而苦心孤诣吟出的诗行，与一百年前李秀成身陷囹圄时的“供状”对比，自是令人怅然太息。而这个时候，离曾昭燏身死灵谷塔还有不足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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