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专业不同心(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140 书名:《南渡北归 第二部:北归》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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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前行,终于被滚滚洪流掀翻身亡,沉入九泉之下。事实上,作为国民政府参政员的梁实秋通过杨振声等人的口,对闻一多的情形还是略知一二的。按梁实秋和梅贻琦等人的看法,闻一多之所以成为“斗士”,主要与他生活穷苦有关,当然还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暗中拉拢与助力,尽管二者不能形成决定的因果关系,至少二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联大教授的穷苦,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的若干岁月,都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正如梁实秋所言:“抗战期间除了那些有办法的人之外谁又不穷苦?一般的公教人员谁不是按月领取那两斗平价米?不过一多好像是比别人更穷苦些,因他家里人口多。他共有八个孩子。”(南按:陆续有二女一子夭亡,存活三子二女,所说的在昆明时一家八口是指闻氏一家七人另加一女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没有像许多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受远古时期流传“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圣人之言浸湮,大家闲来无事,便铆足了劲搞生孩子比赛,多者自然成为赢家,少者自是输家,若生不出一个男孩,则被时人称为“老绝户头儿”,等于是失败的人生。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上,一个又一个大家庭随之产生。而在地虽大但物不博,积贫积弱,正处于物价飞涨的战时的中国,作为家庭的支撑者,在经济方面所承载的压力之巨与心理之苦痛自是可想而知。
从可考的资料观察,闻一多在战前的清华园时代,虽生活条件优越,鉴于人口众多这一特殊历史原因,似无多少积蓄。一个明证就是战争爆发后,学校决定师生由长沙撤往昆明,闻一多主动选择和学生一起步行这一事实。此前外界的宣传大多是说闻氏当年之所以如此,是内心装着如何伟大崇高的理想与道德,才决意随团步行赴昆,事实并不尽如此。行前,闻一多在给其兄闻家骥的信中说得清楚:“此间学生拟徒步入滇,教员方面有杨金甫、黄子坚、曾昭抡等五六人加入,因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校中本拟发给教员路费六十五元,由香港取道安南入滇,步行者则一切费用皆由校备,不知路费是否照发,若仍照发,则此款可以干落矣。”同年2月16日,闻一多写给父亲的信中,再次说道:“前函云乘汽车经桂林赴滇,今因费用过巨之故,仍改偕学生步行。”信中可以看出,得经验与得金钱皆是促其步行的因由,而经济方面的考虑更大。此时离卢沟桥事变才半年的时间,物价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如脱缰野马一路飞腾,陈寅恪诗中所说“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的局面,则是1940年之后的事情。假若战前闻氏手头有些积蓄,何以会为六十五元路费而作出千里步行的决定,并视为一件要事专门向家人作书禀报?
在闻一多到达昆明转蒙自文学院任教后,他给妻子的信中再次提到经济问题:“据梅校长报告,清华经费本能十足领到,只因北大、南开只能领到六成,所以我们也不能不按六成开支(薪金按七成发给)。我们在路上两个多月。到这里本应领到二、三、四(共)三个月薪金,共八百余元。但目下全校都只领到二月一个月的薪金。听说三、四两月不成问题,迟早是要补足的。”当时清华仍握有美国赔款的部分基金,在三校中最为富有,但怕刺激北大、南开两校,求得师生间的平衡,清华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小心谨慎。
此时闻一多虽手头不算宽余,对生活仍充满信心,只是后来随着积蓄用尽,物价飞涨,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1940年,战火进一步蔓延,沿海与东部陆地人口大批南迁,昆明人口猛增,物价飞腾暴涨起来,闻家的生活陷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养家糊口,同大多数教授一样,闻家除了借贷就是变卖衣物,生活几近陷入绝境。就在这年的冬天,为了买米下锅,闻一多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皮大衣送进了当铺。寒风凛冽,他只得以长衫和一件破旧的羊毛衫御寒,不到一个星期就得了感冒病倒在床,妻子高孝贞只好含泪向其他教授借了一点钱,把那件大衣赎了回来。有联大同事看见,为了节省开支,寒冬腊月,在微明的晨曦中,闻一多率子女们到陈家营村南边的一条小河用冰冷的河水洗脸,处境十分凄凉。到了第二年春天,闻家生活实在难以为继,在所有衣物全部当尽卖空的困境中,闻一多一咬牙,决定把自己从北平带来的几本线装书卖给联大图书馆,以换钱买米。对于一个整日与书打交道的学者来说,变卖自己心爱的书籍,不啻挖割心头之肉,其切腹之痛非亲临其境者不能领会。当他把几本书捧送到联大图书馆时,满面凄楚地叮嘱管理人员:“一定要把书看好管好,等将来回北平,我一定要把它们赎回来。”话毕,眼里闪着泪光。令他没有想料到的是,未能回到北平,就身死异乡成异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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