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十字街头异乡客(第1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99 书名:《南渡北归 第二部:北归》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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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死后,吴晗一连写过几篇纪念性文章,尽管政治口号多于内容,但感情还是颇为浓厚真挚的,吴说:“在前年五四的前几个月,为了一桩事,我去看他。那时,他在昆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和两间房子,虽然忙得多,比前些年有一顿没一顿的情况已经好多了。从此以后,我们成了朋友。……去年暑假,昆中换校长,新校长奉命解一多的聘,不好意思说,只说要加钟点,一多明白了,不说什么,卷起铺盖搬家,恰好联大新盖了几所教职员宿舍,抽签抽中了,搬到了我家的对面。从此成天在一起,无事不谈,也无话不谈,彼此的情形都十分明白。……有时早晨菜钱无办法,彼此通融,一千两千来回转。五个孩子带一个老女佣,八口之家,每月薪水只够用十天。”吴晗所说是真实的,闻、吴二人开始联手合作亦始于此。
闻家辗转搬到联大宿舍后仍是一贫如洗,家中仅有的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教授去英国时所送,一个整齐一点的方桌,是吴晗向学校借来又转借的。闻一多的书桌是用三块长木板拼凑而成,像裁缝桌子,还有两把从乡下捡来的描金黑漆的方椅子,每一坐上便摇晃怪叫。此外,还有两张小板凳,两口破箱子,吃饭时一家人刚好一桌,孩子们站着吃。后来。多亏了闻一多拿出了刻图章的看家本领,生活才稍有好转。吴晗曾在回忆中这样说:“两年前他学会了刻图章。这故事包含了血和泪。他研究古文字学,从龟甲文到金石文,都下过工夫。有一天朋友谈起为什么不学这一行手艺。他立刻买一把刻刀下乡,先拿石头试刻,居然行,再刻象牙,云南是流行象牙章的,刻第一个牙章的时候,费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说这话时,隔了两年了,还含着泪。以后他就靠这手艺吃饭,今天有图章保证明天有饭吃。图章来得少的时候,他着急,为了要挨饿。图章来得多的时候,更着急,为的是耽误他的工作。”又说:“米没有了,得买,菜钱,靠刻图章,石章一字一千,牙章两千,刻一天吃一天。一天没有生意,就得借贷。到了真没有办法的日子,太太和老女佣去摆地摊,卖旧衣旧鞋。有一天,我问闻太太,卖了多少,她苦笑一声说‘三十多件破衬衫,卖了三千多元,反正够明天一天了。’”对于吴晗的回忆,梁实秋读到后表示相信这是真的,没有一点夸张。只是吴晗说闻一多“在昆明正式刻图章,靠这行手艺吃饭,时间大约是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此记忆有误,实乃1944年5月间事。当时为闻一多能顺利挂牌开张,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等共12位联大、云大名流出面推介,清华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还拟稿作一短启,也就是招揽顾客的广告语:
秦玺汉印,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短启写就,闻一多亲自携至昆明城北门街联大教员宿舍附近,于一间上书“三友金石书画社”匾牌的屋子贴了上去。广告一侧,有一大张白纸,上有各式字体的图章样子和印就的润例,外加一玻璃框装饰。屋内更多摆挂的是著名书法家、云大教授胡小石的字,以及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和岳父张筱楼的书画,由北门书屋老板李公朴负责照理。梁实秋在重庆时曾看到闻一多的润例,后来他在《谈闻一多》一文中说:“事实上一多治印不自此时始,一九二七年的时候便已为光旦、刘英士和我开始刻印了。刻印是他的老手艺。不过到了昆明正式挂牌,技艺大进罢了。听说盟军人士出于好奇,也往往订刻图章,比较可得美价,故亦来者不拒。文人不得已鬻印,亦可概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一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怪谁?”
梁实秋对闻一多这位清华老同学与曾经的同事,由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而成“斗士”,以及斗出了什么名堂,可能真的知之了了,或者知道也不便多言。只是对“千古文章未尽才”的学者闻一多以身殒命,抱有极大的遗憾与惋惜。闻氏中途突然撂下书本,一脚踏上“斗士”的不归路,真至命赴黄泉,这个急转直下,爆发力异常的颇像核裂变式的过程,自然很难说要“怪谁”。按照冤有头,债有主的古训,若非要寻出个端绪,除了梁实秋所说的经济等大环境的因素,当然还与闻氏在人生道路上结交的几位朋友有关,比如吴晗、罗隆基,还有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岗等。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闻一多由灰而赤,亦然也。吴晗刚到云大做教授的时候,战争火焰尚未蔓延到这个西南边疆古城,政治也暂时未来敲门。这段时间,年轻的吴晗意气风发,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还算愉快。两年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吴晗在一份《自传》中所说:“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零年,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一九四零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又说:“我的老家母亲弟妹侄儿六七口人都到了昆明,春曦上大学,浦月上高中,小妹浦星上小学。一九三九年春,袁震姐妹三人也到了昆明。人口多了,薪资一天天减少了,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加上日机常轰炸,成天逃警报。前方尽是‘转进’,越打越‘转进’到腹地来了,四大家族发财成为风气,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货无限制地膨胀。昆明这个小城市充斥了美货,蒋介石特务统治,民主自由的影子一点也没有。对外屈辱,对内屠杀。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日益加强,在文章里,在讲坛上,写的说的都是这些。因为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但比较敏锐,和青年合得来,常在一起,我的生活思想有了转变。”
上述所言,是说1940年吴氏才感到日子不好过,开始过问政治。其实,早在1938年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这个时候吴晗老家浙江义乌已被战火笼罩,在乡村的母亲不得不统率全家老小来昆投奔这个当了大学教授的儿子,而袁震等三姐妹于1939年春来到了昆明,一个教授的薪水要养活十几口之家,甭说在战时物价飞涨的昆明,即是在号称“盛世出猛虎”(南按:近年名噪一时的“周正龙华南虎事件”中,挺虎派主要干将之一、陕西林业厅宣传中心主任关克对媒体发布的通稿所言)的21世纪,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何况袁震还是一位经常卧病在床的病人。
吴晗与袁震相识于1934年的北平。袁是湖北老河口市人,据说12岁那年就在家乡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人的影响下,接受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另类思想,自此热心于政治,成为一名时髦的政治运动分子,1922年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自此算是一只脚踏进了政治的旋涡。女师毕业后,袁于192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好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但学校当局又以她是一个热衷于政治角逐,无心教课的另类“危险人物”而解聘。如此这般在社会政治的边缘晃荡了五年之后,又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在校期间仍热衷于校内外的政治活动。因其才高貌美,又经常抛头露面,在清华园名冠一时,成为许多年轻教员与学子们猎取的目标。天不作合的是,当她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住院治疗。
就在这个时候,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病中的袁震与吴晗相识继而相爱,时年吴25岁,袁27岁。祸不单行,吴、袁相恋不久,袁震又患了骨结核。当时的医学水平对这一病症尚无能为力,更无有效药物治疗,只能做些简单的调理,因而袁出院后一直躺在床上不能起立,更不能行走,生活全靠别人照料。当时吴晗的母亲与家人皆反对这门婚事,令吴悬崖勒马,不要执迷不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阻挠。但儿大不由娘,且此时的吴晗已受过清华的高等教育,满肚子学问与自由思想,又岂肯听从一个乡下老太太和家人们啰唆?面对各种阻挠与劝告,吴斩钉截铁地对家人宣告,世之本无鬼,何以被迷住心窍?此生非袁震不娶,而袁也非吴不嫁。生同裘,死同穴,无论是阳间还是阴间都在一起过了。据吴晗的朋友罗尔纲说,1936年春天,他曾奉吴家人之命亲自做过吴晗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最后一次奉告。当时吴晗正患肺病住院治疗:“他睡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听我的话,一句都不回答。后来我把我和他类似的婚姻问题跟他相提并论,有责备他不顾母亲伤心的意思,他张开了眼睛,眼边有些湿了,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以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吴的一句话说得罗尔纲‘惭愧无地’,当场打了退堂鼓。至此,吴晗母亲与家人心中纵有一百个不乐意与想不开也无力回天了。
尽管袁震整天躺在病床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如《沙家滨》中的胡司令传魁盛赞阿庆嫂的那段台词“这个女人不寻常”。
袁震与姐姐袁溥之早年都是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学生,两姐妹天生好“斗”,也具有“斗”的天赋和胆魄,袁震在武昌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时就参加学生运动,走上了“斗”的道路。自此一“斗”不可收拾,且越“斗”越勇,越“斗”越剽悍,于“大革命”时期袁震与她的阿姐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并于战前一起潜往北平秘密从事地下活动。袁震与吴晗相恋后,一来二往,袁家姐妹的“斗”志与政治态度,对一介书生的吴晗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吴在《自传》中曾坦白交代:“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使我受了一些党的教育。”这里所谓党的教育自是指共产党而非国民党。吴在求学时代作为胡适的爱徒已广为人知,胡在许多方面奖掖提携过吴,可以说没有胡适就没有吴晗学术上的成就,因而吴在人前人后皆表现出对胡无比的崇敬之情。当时号称已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研究历史的袁震,对胡适的那一套政治主张颇不以为然,言谈中不时流露出对胡氏的轻蔑意味。每当吴晗谈到他所仰慕的适之先生如何如何时,躺在病床上的袁震则以嘲讽的口气谓吴“在胡适面前要矮三尺”。而吴的回答却是:“我在你面前要矮一丈。”按吴晗研究专家苏双碧的说法,吴氏自称在老婆面前矮一丈,“这说明吴晗的思想认识有了进步。后来,袁震追随吴晗来到昆明,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对大后方物价的飞涨,都非常不满。她经常骂国民党反动派,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这些对吴晗的影响教育很大。尽管这时的吴晗,还谈不上能自觉地抗日反蒋,但他已无法安下心来闭门做学问了”。
苏双碧这段话,尽管让人读来有一种生硬和异味的感觉,但往深里一想,可能还真是如此。不知《水浒传》中那个卖烧饼的武大郎身高是多少,所受夫人教诲如何?但一个自称在老婆面前矮一丈的男人,所受对方的影响之深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的路数和出息也基本可以定调。后世有研究者如钟亦非认为,假如没有袁震,很难说吴晗会走到“斗士”这条路上去,也很难说后来竟“斗”出了一个北京市副市长的名堂。依他与胡适的关系,极有可能在大地陆沉之时,作为被“抢救”学者之一,追随胡去了台湾或美国。若真如此,吴晗后来就不会有副市长的高官可当,当然也就不会成为“文革”开刀祭旗的牺牲品了。不过,像这样“大胆的假设”,纵如考据大师胡适面对这个繁难的题目,也很难考出个是与非。历史一去不返,世人看到的是,青年吴晗在经济压迫与爱妻袁震的政治影响下,逐渐向“斗士”的道路上走去。
吴晗携在政治上高大得需仰视,才能窥其一个小小鼻尖的爱妻袁震来到昆明后,袁震之妹赴延安中共大本营受训,姐妹间的通信大多由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转递,吴晗仍继续接受着两姐妹的谆谆教诲。1940年,西南联大为避免敌机轰炸,在四川叙永成立了分校,吴晗受命赴分校执教中国通史。当时吴颇不情愿弃昆明远赴四川小城叙永,无奈此时他刚从云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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