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数学生填塞扰攘于通衢中以影响治安，不宜出殡。
（四）棺木与葬地同在联大校内，无出殡必要，应让死者早日入土为安。
经过一番面红耳赤的争吵论战，最后双方皆作出让步并达成协议，即出殡之日，殡葬队伍可以进城，但不贴标语，不喊口号，游行之后立即回校就地安葬。
3月17日，为四位遇难者出殡仪式开始。只见死者灵柩上覆盖着青天白日的中华民国国旗，并有“党国所赐”大字条幅（南按：此条幅不知是讽刺国民党当局，还是一种特别荣耀予以标榜）。
据当时治丧委员会负责人萧荻回忆：“在出殡前夕，又生波折。我们原已预定好的抬灵柩的杠房，却突然奉令不准来抬了。于是我们改租马车来载运灵柩。但到我们租妥马车后，马车夫来说，马被军警拉走了，无法驾车。我们便决定买几匹白布，系住车辕，用人来牵引，成队的送殡者，拉着灵车行进，也是‘执绋’的一种形式。”
如此一番折腾，载有棺木的人拉马车总算驶出校园，向昆明城内进发。送葬者与围观者组成了一支庞大而杂乱的队伍，在吹拉弹唱的伴奏与阵阵哀乐声中，浩浩荡荡地在昆明城中通衢大道转了一圈，而后返回联大校园安葬。
对学联组织的这次行动，卢汉、霍揆彰曾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密报：“三月十七日昆市大中三十余校男女学生万余人，为一二一事件死亡学生发丧，十一时由联大新校舍出发，沿各大街衢作出殡游行，游行期间，仅作简短之宣传及散发传单，游行行列所至，市面铺户自行关闭，以示抗议，观众态度冷淡，予以严重之精神打击。午后五时，游行完毕，翌日即行埋葬。”又说：“关于奸伪分子之活动，以事先已经饬属注意监视外，并针对其弱点，发动各校党团学生及地方党政人员，实行防制，致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现虽有少数学生仍做各项宣传活动，但均在我严密监视，并策动党团学生发动相对言论，以遏制之。”
卢、霍电文所言大体不差，但显然也有违背常理之处，按鲁迅的说法，中国人最喜欢的一景就是看杀头，杀过头之后的埋葬仪式也是在“喜欢”之列的。如今被当局枪杀的学生举行出殡且还要沿街游行，这在昆明应该算是百年不遇的奇事，城中百姓焉有不倾巢出动一观其景的道理？根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的说法，出殡时仅在联大新校舍草坪就云集了3万多人，这个数字当是可信的，而在昆明市内观看出殡游行者当不会少于10万之众，或许还不止。只是当游行队伍回到联大校园准备在早已修好的墓穴前安葬时，像乌云突遭狂风袭击，纷乱的人群眨眼四散，只有缕缕薄幕缭绕其间。而葬礼的主祭、陪祭人员更是少得可怜，除了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代表校方主祭，陪祭者仅闻一多、钱端升、尚钺、王赣愚、吴晗等几位志愿者，别无其他教授参加或在墓前驻足。对这一凄凉尴尬的场景，闻一多大感不解与悲怆，登台后竟“半天说不出话，好久才悲愤地致辞”，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离我们还远得很。我往下看看，今天我们参加陪祭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只有两三位），是害怕吗？还是关着门装不晓得？难道连师生朋友们之情，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这些人上哪儿去了？是害怕吗？今天我参加了，不见谁把我怎么样。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
此时的闻一多也许已经意识到，面前之所以出现这种冷清、凄凉的场面，除了大多数教授对连绵不绝的学潮感到疲惫甚至有些厌倦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当局通过姚从吾、蔡梦笔等联大党团员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其他教授不肯露面，显然已闹不出群体性事件了，但作为西南联大“定海神针”的梅贻琦，因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云与学潮狂波，对此却放心不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前十一点出门往武成路福照街口伫立三刻许，学生殡队久不至，后始知已改道由大西门经青云路进城矣。街上观众甚多，似无成群可有冲突者……夕闻殡队已返校，安葬幸无他故。”只有到了四具棺材完全落入墓穴并被红土掩埋之后，梅贻琦望望有些人影稀疏的校园和零星飘过的冷雨，一颗悬着的心才砰然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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