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联大悲情录(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91 书名:《南渡北归 第二部:北归》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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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传意义多于哀凄,不似出殡方式。
(三)多数学生填塞扰攘于通衢中以影响治安,不宜出殡。
(四)棺木与葬地同在联大校内,无出殡必要,应让死者早日入土为安。
经过一番面红耳赤的争吵论战,最后双方皆作出让步并达成协议,即出殡之日,殡葬队伍可以进城,但不贴标语,不喊口号,游行之后立即回校就地安葬。
3月17日,为四位遇难者出殡仪式开始。只见死者灵柩上覆盖着青天白日的中华民国国旗,并有“党国所赐”大字条幅(南按:此条幅不知是讽刺国民党当局,还是一种特别荣耀予以标榜)。
据当时治丧委员会负责人萧荻回忆:“在出殡前夕,又生波折。我们原已预定好的抬灵柩的杠房,却突然奉令不准来抬了。于是我们改租马车来载运灵柩。但到我们租妥马车后,马车夫来说,马被军警拉走了,无法驾车。我们便决定买几匹白布,系住车辕,用人来牵引,成队的送殡者,拉着灵车行进,也是‘执绋’的一种形式。”
如此一番折腾,载有棺木的人拉马车总算驶出校园,向昆明城内进发。送葬者与围观者组成了一支庞大而杂乱的队伍,在吹拉弹唱的伴奏与阵阵哀乐声中,浩浩荡荡地在昆明城中通衢大道转了一圈,而后返回联大校园安葬。
对学联组织的这次行动,卢汉、霍揆彰曾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密报:“三月十七日昆市大中三十余校男女学生万余人,为一二一事件死亡学生发丧,十一时由联大新校舍出发,沿各大街衢作出殡游行,游行期间,仅作简短之宣传及散发传单,游行行列所至,市面铺户自行关闭,以示抗议,观众态度冷淡,予以严重之精神打击。午后五时,游行完毕,翌日即行埋葬。”又说:“关于奸伪分子之活动,以事先已经饬属注意监视外,并针对其弱点,发动各校党团学生及地方党政人员,实行防制,致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现虽有少数学生仍做各项宣传活动,但均在我严密监视,并策动党团学生发动相对言论,以遏制之。”
卢、霍电文所言大体不差,但显然也有违背常理之处,按鲁迅的说法,中国人最喜欢的一景就是看杀头,杀过头之后的埋葬仪式也是在“喜欢”之列的。如今被当局枪杀的学生举行出殡且还要沿街游行,这在昆明应该算是百年不遇的奇事,城中百姓焉有不倾巢出动一观其景的道理?根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的说法,出殡时仅在联大新校舍草坪就云集了3万多人,这个数字当是可信的,而在昆明市内观看出殡游行者当不会少于10万之众,或许还不止。只是当游行队伍回到联大校园准备在早已修好的墓穴前安葬时,像乌云突遭狂风袭击,纷乱的人群眨眼四散,只有缕缕薄幕缭绕其间。而葬礼的主祭、陪祭人员更是少得可怜,除了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代表校方主祭,陪祭者仅闻一多、钱端升、尚钺、王赣愚、吴晗等几位志愿者,别无其他教授参加或在墓前驻足。对这一凄凉尴尬的场景,闻一多大感不解与悲怆,登台后竟“半天说不出话,好久才悲愤地致辞”,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离我们还远得很。我往下看看,今天我们参加陪祭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只有两三位),是害怕吗?还是关着门装不晓得?难道连师生朋友们之情,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这些人上哪儿去了?是害怕吗?今天我参加了,不见谁把我怎么样。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
此时的闻一多也许已经意识到,面前之所以出现这种冷清、凄凉的场面,除了大多数教授对连绵不绝的学潮感到疲惫甚至有些厌倦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当局通过姚从吾、蔡梦笔等联大党团员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其他教授不肯露面,显然已闹不出群体性事件了,但作为西南联大“定海神针”的梅贻琦,因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云与学潮狂波,对此却放心不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前十一点出门往武成路福照街口伫立三刻许,学生殡队久不至,后始知已改道由大西门经青云路进城矣。街上观众甚多,似无成群可有冲突者……夕闻殡队已返校,安葬幸无他故。”只有到了四具棺材完全落入墓穴并被红土掩埋之后,梅贻琦望望有些人影稀疏的校园和零星飘过的冷雨,一颗悬着的心才砰然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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