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正式投降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找傅斯年谈话，让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复员北平作准备。（南按：时朱已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改任教育部长）同时承诺傅斯年赖以起家并作为根据地与大本营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仍由傅本人牢牢地攥在手心，他人不得染指。朱家骅最后强调，这一决定不只是教育部和行政院，更是介公的旨意。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5月31日，国民党一中全会常务委员会宣布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辞职照准。遴选宋子文当行政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受命组阁。由于宋子文与时任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皆为留美派系的首要人物，且二人关系密切，宋便拉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翁文灏的帮腔与自己的妻子陶曾榖串通、蛊惑下欣然同意，并于6月答应就职。
时蒋梦麟正在美国考察教育和采购洽商教学仪器、图书，同时物色一批新教授，以为即将胜利复员的北大重建作准备。想不到图书仪器没到手，要聘请的人没见到一个影子，自己却弃北大当起政府的官僚。这一决定不但事前未与北大同仁商量，事后也不致信向北大教授们解释。更离谱的是，蒋自美国回国经过昆明也未下机到联大看一眼，径飞重庆。直到6月末，蒋梦麟才给北大历史系教授兼校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到行政院当官的事，并有自己“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你偏劳”等语，这一不合常情的举动，立即引起北大教授们的强烈不满，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对此事尤为愤慨，感情异常冲动，大骂蒋梦麟不仁不义，无情无义，典型的混账王八蛋。接信的郑天挺也气愤地对周炳琳说道：若“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蒋梦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又说：“（蒋）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无遗矣！”在郑天挺等教授们的眼里，蒋梦麟是天下士林罕有其匹的重量级甚至宗师级人物，这样的人物在抗战胜利之际抛弃北京大学，去做一个宋氏门下的帮闲者，实在令人费解和感到悲哀。但蒋梦麟对此却不以为然，照样我行我素，在蒋氏看来，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实属有着不得已的理由。
1886年生于浙江余姚钱塘江岸蒋村的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按蒋梦麟在自传中的解释，蒋姓始祖是周代替成王摄政的周公的第三个儿子，被分封到黄河流域下
游一个叫“蒋”的小地方，后来子孙统以蒋为姓氏。3世纪之前，蒋氏一支迁往长江流域，因而有了江南无二蒋的说法。据蒋氏家谱云，蒋梦麟一支的祖先是元末从徽州迁到浙江奉化，又从奉化辗转来到余姚定居，繁衍开来的，与一直在奉化居住的蒋介石一支属于近族，后来蒋梦麟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尊敬和照拂，与二人同族同宗有一点关系。
蒋梦麟幼年在家乡余姚蒋村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参加家乡科举考试，得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John
Dewey）攻读哲学和教育学，比同门的胡适进入该校早了三年。1917年蒋毕业时，胡适也完成了哥大的学业即将离校。两人不同的是，胡适于这年5月在答辩场上“面如死灰”，口吐白沫，差点昏倒在地，终未闯过最后一道鬼门关。而端坐殿中专管在鬼录上签名的阎王爷兼教授老头子杜威，只是捋着自己花白的胡子假装糊涂，压根不把眼前这位黄皮肤的“支那蛮”放在眼里。年轻的胡适折戟沉沙，怆然泪下，不得不卷起铺盖，含恨离开哥大，赧颜东归。这一年3月，蒋梦麟在哥伦比亚大学答辩场上跃马挺枪，过关斩将，连续掀翻了几位端坐在主考台上不可一世的活阎王，终于突出重围，闯过鬼门关，一举拿下了该校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大功告成。作为同出一个师门同期毕业的胡适，拿到该校博士学位要比蒋梦麟整整晚了10年，而胡适坐上北京大学校长的椅子，则比蒋梦麟晚了17年。
据说，当年蒋梦麟是背着陪伴了他海外留学九个年头的一条毛毯，吹着口哨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可见其风流潇洒、春风得意之态势。蒋在美国留学时就与孙中山结识，并出任过孙中山在旧金山指导的革命性报纸《大同日报》主笔。因了这层关系，蒋氏归国后先是充当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助孙撰写《实业计划》等文，其间结识了许多国民党要人。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职出走，由蒋梦麟出任北大代理校长（南按：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蒋氏长期担任总务长，曾三度代理校长）。当时孙中山曾写信给蒋梦麟，其中有“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等句，对蒋寄予了殷切厚望。因了这一风云际会，蒋梦麟于1927年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后为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1930年，因与国民党几位元老意见相左，蒋辞部长职，出任北大校长，并适时地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尽管遭遇战乱，但蒋梦麟在任期内北大的教学研究水平都有大幅提高，直至西南联大八年，也是功绩多多，受到学界的普遍尊重。
此次蒋梦麟毅然辞却北大校长而入主宋氏内阁，令郑天挺等北大教授大为不解。行政院秘书长的官衔仅相当于一个副部长，早在1935年抗战爆发前，蒋梦麟、郑天挺等人的好友翁文灏、蒋廷黻二人就分别弃学从政，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和政务处长。按蒋廷黻的解释：“行政院是中国最高的行政单位。由于蒋委员长兼任院长，所以需要秘书人员辅佐他。秘书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秘书长为首，下有秘书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务处长为首，下有参事十名。就理论上说，秘书长是协助院长执行政务的，而政务处长是替院长拟定政策的。易言之，一个要注意法令与惯例，一个要注意行政的效果。虽然理论如此，但事实上两部分人员都是在一起办公的。”又说：“所有中央各部会、省及特别市的重大事务都要经行政院通过，各部长、省主席及特别市市长的公文都要呈行政院院长。秘书人员要帮助院长处理这些事务，代他分劳。公文往往由秘书长或处长念给院长听。特殊重大事件，要为院长作摘要。秘书长和政务处长都是次长阶级，均能出席院会。”正是有了翁文灏和蒋廷黻的例子在先，郑天挺才觉得蒋梦麟作此选择特别不可思议。按郑的说法，若说为了贪图功名，早在十几年前蒋梦麟就出任过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算得上是高官大员了。现已届60岁高龄，北大校长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不算低，何必躬身屈就一个国人皆恨之的国之巨奸院长宋子文的幕僚？当花发斑白的蒋梦麟低头躬背，小心谨慎地向一个小自己差不多十岁的晚生宋子文诵读文件时，情何以堪？此举真是应了孟子那句名言“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面对蒋梦麟如此糊涂的抉择，郑天挺认为“为师计，殊不宜”。并把此意思特地致函蒋梦麟原秘书、后演变为其夫人的陶曾榖作了陈述，让其转告蒋不要置名节荣辱于不顾，关键时刻还需以北大前途与自己的名节为重。但对方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在此种情形下，北大同仁共举傅斯年以公私两重友谊向蒋进言，作最后的努力。按傅斯年的人格魅力和与蒋氏的交情，或许能挽狂澜于既倒。
蒋与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当时傅刚毕业，但仍在北大西斋暂住，蒋由南方返京，接替蔡元培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肥胖的身材，穿了一件蓝布大褂”，向这位代理校长“高谈阔论了一番五四运动的来踪去迹”，不久即离开北平回山东，然后放洋出国。1922年，蒋、傅二人又在英国见面并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傅回国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后见面机会增多，二人关系更加密切。蒋梦麟曾回忆说：“当我在一九三零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傅斯年才爱恨交织地勇于出面阻止。想不到依然回天乏力，蒋梦麟并未给他面子，傅斯年弄了个灰头土脸。对此，傅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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