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北大春秋 第一节 弃北大入内阁(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186 书名:《南渡北归 第二部:北归》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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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信中说:“北大的事,是因孟邻(梦麟)先生到行政院起来的。他这几年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榖女士的贡献,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我为这事,曾和孟邻(梦麟)先生谈过好多次。他总是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又说:“我真苦口婆心劝他多次,只惹得陶之不高兴而已。他答应宋到行政院,事先绝未和北大任何人商量过,到此地亦若干日与北大同仁无信(过昆飞机未停),我劝他赶快回去一看,也未做到。于是昆明同仁吵起来了。”这一吵不要紧,引起了更多教授的愤慨。月底北大召开教授会讨论,多数教授主张,既然蒋校长要到政府中枢做高官,是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阻挡不得,但按教育部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其他官职,就是说蒋梦麟既然坐上了行政院秘书长的椅子,就不能继续兼任北大校长,必须辞掉,然后由在美国的胡适回来执掌北大。这个意见通过傅斯年转达蒋梦麟和教育部长朱家骅后,蒋仍无动于衷,开始对傅的态度甚好,后来渐渐有所芥蒂防范起来,压在抽屉里的北大校长之印就是不交出来,大有与教育部和全体北大师生较劲的感觉。傅见对方如此狗坐轿子——不识抬举,认为这些反常的举动“是陶曾榖的把戏”。盛怒之下遂不再顾及师友情谊,开始鼓动朱家骅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立即革掉蒋梦麟北大校长之职,勒令其交出印把子,一了百了。如果对方还算识趣,仍争取让蒋氏主动请辞,以保全在北大师生面前的一点面子。朱家骅听罢认为此计可行,乃与傅斯年合力夹击围堵,蒋梦麟只好忍痛割爱,与北大一刀两断,公开辞去西南联大常委及北大校长等本兼各职,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宋子文内阁。
蒋梦麟之所以作出令大多数同仁不解甚至在大伙看来“羞耻”的抉择,自有他的想法和理由。所谓人心隔肚皮,冷暖各自知。尽管傅斯年与郑天挺等辈与蒋梦麟共事多年,但对蒋深层的思想与性格了解的并不够。在傅斯年看来,蒋之所以作出这个自认为明智实则糊涂的抉择,与他那位年轻的新任妻子陶曾榖背后鼓捣有极大关系,因为这位风骚加风流兼带着爱慕虚荣的原教育部秘书,一直认为高官大员的奢侈生活才是真正的阔人的生活,其他职业皆属低贱之辈,北大校长亦属此类。因而已是徐娘半老的陶曾榖“尤工媚外”,在昆明短期居住期间,经常组织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漂亮女生,以慰劳盟军的名义到俱乐部陪美军军官跳舞,且以每小时4美元的价格收费,结果是闹得鸡飞狗跳,广受学界与社会人士诟病。因了这些“前科”,傅斯年在给胡适信中,明确认为陶曾榖在蒋梦麟辞北大校长问题上作出了很坏的“贡献”。
傅斯年的说法自是含着对陶徐娘不满的情绪,且有点借此泄愤之嫌,但就当时的情形论,把蒋的意愿全部归加到这位半老的徐娘头上,似欠公允。陶曾榖纵有千种风情,万般娇媚,以及千万颗攀高接贵、骄奢淫逸之心,只要蒋梦麟不为所动,她也只能干瞪眼而无可奈何。只是蒋氏的身子先自己弯了,那也就怪不得陶徐娘趁势踹上一脚,来个彻底弄翻颠倒了。就心理学的角度加以探讨,蒋梦麟辞北大校长入内阁的“荒唐”举动,自有其更加复杂和深层的原因,其深层可追述到他的童年生活。历史经验给予人类的启示是,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和在其心灵里播下的种子,将终生影响他的性格、思想、事业与前途。对于这一命题,德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研究得更加深入细微。接照弗氏的婴儿性欲理论,人生中最早的几年完全决定他的一生,成人后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情绪的毛病,都和童年经过的几个阶段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作为“绍兴土佬”(蒋梦麟语)的鲁迅如此,而作为乡村土财主的儿子“贱相未脱”(鲁迅语)兼一代教育家的蒋梦麟也莫能例外。
同大多数中国读书人一样,蒋梦麟童年所受的是私塾教育,5岁背诵《三字经》,后来开始攻读四书五经。据他在自传中说,那时限透了家塾,一度逃课回家,后来老师因势利导,有针对性地讲解课文的微言大义,家国情怀,他才从四书五经里慢慢了解做人的道理,并有了一些朦胧的修身、齐家、爱国、平天下的理想。少年蒋梦麟虽觉背古书既乏味又愚蠢,但当他到了成年,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世的指南针。而由少年到青年这一时期,当他看到并领悟了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大多都是经过数年寒窗苦读的煎熬,才终于迎得飞黄腾达的人生风景时,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无限希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等格言,驱策着年轻的蒋梦麟向学问之途奋力迈进,其情势“正如初春空气中的芳香吸引着一匹慵懒的马儿步向碧绿的草原”。学有所成的蒋梦麟决定参加科举考试,以此来赌一生之荣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昂首挺胸走进了绍兴中西学堂和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参加郡试,初试和复试均榜上有名,为即将踏上“人上之人”的独木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使蒋梦麟由一度逃课的顽皮少年,转化为一个埋头读书奋发的“小书生”,除了以上君子大道的渗透,还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偶然事件。这个事件在蒋氏的命运转折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与其形影相随,相伴一生。许多年后,蒋氏在他的自传《西潮》中对这个隐秘故事做过详细的解说:“我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如果有上级官员过境,知县就在这里迎候。大约六十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发现亭子附近聚了一大堆人。我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纷纷下船,有些上岸。这位学台正预备去宁波主持郡试。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这位学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至于箱子里面装些什么,自然只有经手的人才知道了。”又说:“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只,随后这只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舰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我心里说从今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以便将来有一天也当起学台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
正是这颇具神秘色彩、令人心驰神往的一幕,在蒋梦麟幼小心灵里埋下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种子,这粒种子催使着他在学业与事业双重世俗劝业上奋发努力,一度登上了比那位学台还要显赫的权势宝座。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这粒种子一直伴着蒋氏身心,挥之不去,慢慢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今,蒋梦麟之弃北大而入政府内阁,正是这粒种子梅开二度,适时开花结果的际会因缘。
蒋梦麟可谓生得其时又不适时。1928年,意气风发的他初次登上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高位时,是否享受到了当年家乡那位学台“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不得而知。但就当时那种乱象丛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社会局面,“神秘礼物”即使可得,也决不会有什么贵重的成色。到了执掌北京大学时代,要享受类似的礼物,怕也是心有余而物不足了。
随着抗战爆发,不但梦中的“神秘礼物”随风而去,即使应得的那份干薪也朝不保夕,生活难以为继。由于战争使中国国土不断沦陷,日军又不断地对海陆进行封锁,中国经济又恢复了旧时代的情况。女人们又搬出她们的纺车,开始用手纺线。用煤油灯的人家开始改用桐油灯照明,抽纸烟的人改抽水烟,家织布代替了机织布。大片田地荒芜,工厂倒闭,商店关门,乡野田畴遍布面黄肌瘦的逃荒者与失业人员。而对于赖以避难的西南边陲,同样是百业凋零,经济一落千丈。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蒋梦麟亲眼看到“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家事校事国事皆令他愁肠百结、焦灼无计与惶恐不安。对于这段经历,蒋梦麟在自述中说“抗战第二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当时我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预言几个月之内必定涨到七十元。大家都笑他胡说八道,但是后来一担米却真的涨到了七十元。法属安南投降和缅甸失陷都严重地影响了物价。”又说:“物价不断上涨,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许多囤积居奇的商人。囤积的结果,物价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钟摆的一边荡得愈高,运动量使另一边也摆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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