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跑警报的日子(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134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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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敌机焚毁,除司弹手池岛功1人跳伞被俘,另外5名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
我们从战壕出来,回去昆明城内,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往小西门方向走,那一带有昆华师范学校,被炸得很厉害,听说死了不少人。我们研究院的天文所也有损失,我不知道天文所在那里,只听人说天文所的研究员(可能还是所长,很有名气)李鸣钟的妻女都被炸死了。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时经常一起讨论的天文所的研究员陈遵妫,他的母亲跟弟弟都被炸死,太太跟儿子被炸伤。这可能与天文所在高处,目标显著有关系,不然怎么会死伤这么多人?我不认识李鸣钟,认识陈遵妫,都被炸得很惨。
惨剧发生后,昆明市民政局一位参与赈济救灾的科员孔庆荣目睹了当时的场面:“炸弹落地爆炸,硝烟弥漫,破片横飞,死者尸横遍野,幸存者呼天嚎地,惨叫之声不息……最惨者为一年轻妇女领一岁多的小孩,妇女的头被炸掉,尸体向下,血流不止,而孩子被震死于娘的身旁。除此,其它破头断足、血肉狼籍……”其凄惨之状不忍追忆。
初试刀锋,日军眼见中方几乎无丝毫反击能力,于是放开胆子继续更大规模地对昆明实施狂轰滥炸。许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景象:只见飞机在空中从容变换队形,一架接着一架俯冲投弹,整个城市浓烟四起,烈焰升腾,尔后才是炸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有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枚枚炸弹如何从银白色的飞机肚子里钻出来,带着“嗖嗖”恐怖之声向城市飞去。据当时的联大学生何兆武对日机的观察,“日机来昆明轰炸都是排成‘品’字形,3架排一个小‘品’字,9架排一个中‘品’字,有时候是27架排一个大‘品’,有时候是36架,前面一个大‘品’,后边九架再组成一个中‘品’,看得非常清楚。”至于飞机投弹的状况更是清晰可见,久久不忘。“飞机飞过去的时候炸弹极其耀眼,就像一群水银球掉下来,亮得晃人眼,就听见‘吱吱吱吱’的一阵响,然后是‘嘣——’的一声,如果离得近,就会感到地动山摇。”
因有了“九二八”惨剧这一血的教训,“跑警报”成了昆明城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连无孔不入的小商贩在黑市上倒卖的本地酒,也挂名“警报牌”,以此表达自己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商业精神与现代化意识。跑警报几乎成为每个人每日不可或缺的要务和功课。而随着空袭逐渐增多,昆明的空袭警报系统也逐渐完善起来。起初,昆明防空司令部曾经让单车队持红旗在市区内疾行,表示预行警报。当敌机临近后,则鸣警报器,其声间隔稍长。如果敌机距市空不远,则再鸣警报器,其声间隔短而急。警报解除时,除警报器长鸣外,并由单车队持小绿旗遍示城乡。后来空袭警报改为在五华山悬挂灯笼。预行警报悬一个红灯笼,空袭警报悬两个红灯笼,并且鸣警报器,紧急警报则警报器短鸣,同时收去所悬挂的两个红灯笼。敌机一旦离开市空,则仍然挂两个红灯笼,等到敌机出境后,改为悬挂一绿灯笼,表示警报解除,同时警报器长鸣数分钟后停止。到了后来,又将红绿灯笼改为长形布桶。
时在西南联大就读、后来成为作家的汪曾祺在撰写的回忆文章《跑警报》中,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联大刚进入昆明的那几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
对于当时兴行的三种警报,有些人特别敏感、恐惧,有些人反应较为迟钝,不太在乎。当年的汪曾祺曾遇到过一位对警报反应特别敏感且有些怪异的人物,此人姓侯,“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知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往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直到死,汪曾祺也没弄明白这位侯姓同学是否有特异功能,何种特异功能。
为了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汪曾祺还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举例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须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无论是学者还是学校师生,大好时光白白流逝。鉴于这种痛苦不安的情形,云南省政府开始通知驻昆的学校及科研院、所,尽量疏散乡下,以便减少损伤,同时也可腾出时间工作。西南联大人多势众,要选个合适的地方极其不易,一时不能搬动,但有些教授还是自愿住到了乡下比较偏僻的地方。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保存发掘出土的文物及书籍免受损毁,决定立即搬家,搬到一个既安静又不用跑警报的地方去。此前,石璋如到过城外十几里地的黑龙潭旁一个叫龙泉镇的龙头村作过民间工艺调查,结识了龙泉镇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棕皮营有个响应寺,石认为此处条件不错,便引领李济、梁思永等人前去观察,经赵崇义与镇长商量并得到许可,史语所决定迁往此地。正在大家准备搬家之时,傅斯年来到了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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