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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康乐园之会(第4节)

作者:夜夜笙歌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三部:离别》[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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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情感与事件中,反观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钱、柳二人身上,陈寅恪面对的是“衰柳枯兰”、“残山剩水”,生发出一股惜旧怀春的伤逝之情自属当然。但这只是漂荡于微波之上的浮萍,在浮萍掩映下,则涌动着浩瀚壮阔的急流,只有细读陈氏全文并加以思考探究,方知作者立意深焉。
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
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鼎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民族大义,并具有坚持独立思考、拒绝曲学阿世的凛然正气。正是这种将生命体验内化于史料的“心通意会”,才使身处风雨如晦的年代里的陈寅恪发思古之幽情,探文化之良知,求天道之转还;才促使一位目盲病弱的老人,于暮齿之年穷竭心力,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彰显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通过这样一个易鼎时代中的特殊人物,把明末清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于世人。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大书,以其丰富的史料和精密的排比、考据,“忽庄忽谐,亦文亦史”(陈寅恪语)与穿插其间的陈寅恪天才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陈氏一生的学养和志趣,无疑是百年中国一位大学者奉献给人类的创世纪之作。
正当陈氏于钱、柳内心世界跋涉追索,借此抒发心志之时,吴宓到访并有了陈寅恪《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赠诗。吴宓不愧是陈氏的知己,对于这首诗的喻意,自是心领神会。诗中的“五羊重见”,自是指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陈、吴重逢。第二句似谓陈寅恪虽身在岭南,而心灵的寄托实在别处。颔联的第一句,自是指一次次政治运动,使得陈氏教学徒遭白眼、嘲讽与批判,甚至性命堪忧。而“著书唯剩颂红妆”,是此诗情感思想最为关键所在,可视为该诗的诗眼。就浅显的喻意而言,尽管此时陈寅恪教书和撰著都不合时宜,但坚守民族文化岿然不动,继绝扶衰,为这一文化命脉的延续苦心孤诣,寻觅精研,以泽被儒林,传香火于后契。此举正应了明末清初一代大儒顾炎武“人间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之精神风骨与文化血脉涌动不息的预言。《柳如是别传》通过一代奇女子柳如是的缩影,既是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荣历史,更是陈寅恪人生追求与思想信念的光辉写照。
对于陈寅恪的赠诗与谈话,9月1日,吴宓在日记中作了如下纪述:“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若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为计之得者。反是,则他人之奴仆耳。”又“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心爱陈子龙,即其嫁牧斋,亦终始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又及卞玉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装’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
因环境和时间限制,此时的吴宓只能记述大概,对陈氏的思想情感及其诗文和写作《柳如是别传》更深层的用意,不可能全面深刻理解,何况当时没有时间详细翻阅陈氏这部大著。其中一个明显的隐喻,吴氏似没有意会。就在吴、陈相会的半年前,即1961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他那首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的《为女民兵题照》七绝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面对中华大地一片喧腾,喊杀之声此起彼伏,刀光剑影中红妆尽退,绿装丛生,开创了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双目失明但心灵敏感的陈寅恪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几年之后“文革”爆发,五尺之枪的子弹不是射向美帝苏修,而是瞄向了从各行各业、特别是文化教育界拖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头颅。那捆扎于绿色军装中间宽大厚重的铜头皮带,所抽向的目标正是陈寅恪、吴宓之类千万教授和自由知识分子那薄薄的脑壳。面对即将到来的“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陈寅恪企图在历史文化进程的险绝处,以“颂红妆”的独特方式,提示世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只是山河已改,大势已去,他所有的用心和努力,只能落得个“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了。
9月3日早晨,原岭南大学校长,时从中大普通教授晋升为中山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请吴宓到家中共进早餐。席间,陈氏谈到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与吴宓的友谊,以及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张仲述兄弟、经济学家何廉等故旧好友。在谈到陈寅恪时,陈序经特别提及陈氏由北平南飞转至上海后,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发电,有南来之意。陈序经表示“竭诚欢迎”,陈寅恪一家始往广州。又谈到“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今寅恪兄在此已习惯且安定矣”。
当天晚上,吴宓往陈宅辞谢并晚餐,决定于第二日告别陈寅恪一家北返。此为吴宓与陈寅恪自哈佛同窗以来五十年中所见的最后一面。临走,陈寅恪有《赠吴雨僧》诗: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栽桑事已迟。
幸有人间佳耦在,杜兰香去未移时,玉谿生重过圣女祠诗原句。
围城玉貌还家恨,桴鼓金山报国心。
孙盛阳秋存异本,辽东江左费搜寻。
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
钜公漫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
陈诗前四句自是抒发两位老友相隔千里,道难路险,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感慨。接下来则暗含吴宓的爱情姻缘。
吴于1929年与结发之妻陈心一离婚,此后开始了漫长而又徒劳无功的追逐心中的“圣女”毛彦文的生涯。当追毛的单相思大梦彻底告破后,于1953年在西南师院与邹兰芳结婚,未及生儿育女,邹又因体弱多病而病逝。邹的去世,给刚刚尝到一点爱情滋味的吴宓又是一个沉重打击。因而每到吃饭之时,再次沦为单身汉的吴宓必放置两双碗筷,以为去世的邹妻留有位置,借此表示思念之情。几年之后,寂寞难耐又无处寻觅女性以结百年之好的吴宓,复又生出与前妻陈心一复婚的念头,并于1959年1月29日致函陈寅恪夫妇请其参谋。函中大意说:“心一素健,而近者屡病,忧其将先宓而逝。昔读顾亭林晚年《悼亡诗》,尝生感而思及心一,以心一昔曾为宓钞写之《学衡》文稿,又寄发外人订阅之《学衡》各期,助成宓之理想事业,亦犹如亭林夫人之‘北府曾缝战士衣,酒浆宾客各无违虚堂一夕琴先断,华表千年鹤未归。’云云。”
陈寅恪夫妇接信后,很快复函,对吴与发妻复婚之事极表赞同。吴宓接信后做了如下记录:“正午,接陈寅恪兄一九五九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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