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国展开“拔白旗”，批判“厚古薄今”运动中，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与吴宓一样，遭到无情加无理的批判，陈氏遂向学校提出不再教课，以免毒害更多的师生。身处西南一隅之地的吴宓闻讯，对老友陈寅恪的处境十分关切和挂念，遂产生利用暑假赴广州探望陈氏夫妇的想法。因全国各高校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吴宓不得脱身，这个愿望直到两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1961年7月30日下午，吴宓作长函致陈寅恪，“述一年来宓之情况。告即来粤晋谒，请通知此行应注意之事项”云云。8月4日，陈寅恪收到吴宓航空信函并作了如下回复：
雨僧兄左右：七月卅日来书，顷收到，敬悉。因争取时间速复此函，诸事条例如下：一、到广州火车若在日间，可在火车站（东站即广九站）雇郊区三轮车，直达河南康乐中山大学，可入校门到大钟楼前东南区一号弟家门口下车。车费大约不超过二元（一元六角以上）。若达（搭）公共汽车，则须在海珠广场换车，火车站只有七路车，还须换十四路车来中山大学。故搭公路车十分不方便。外来旅客颇难搭也。若搭三轮车，也要排队，必须排在郊区一行，则较优先搭到。故由武汉搭火车时，应择日间到达广州者为便。岭南大学已改称中山大学。
二、弟家因人多，难觅下榻处，拟代兄别寻一处。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冼玉清教授已往游峨嵋矣。
三、弟及内子近来身体皆多病，照顾亦虚有其名，营养不足，俟面谈。
四、若火车在夜间十一点到广州，则极不便。旅店由组织分配，极苦。又中大校门在下午六点以后，客人通常不能入校门。现在广州是雨季，请注意。夜间颇凉。敬请行安六一年八月四号下午五点半弟
寅恪
敬启吴宓接信，于8月18日复函，告知陈寅恪自己先乘船沿长江下行，抵武汉大学访友，然后起程赴粤，约于8月26日到广州，粮票所带甚多，每日可有一斤，无须另备早餐等。8月23日清晨，吴宓由重庆码头登船赴武汉大学访问旧友。到武大后，因故旧较多，来访者络绎不绝，直到8月29日始由武汉乘火车向广州驶去。
按原定计划，吴宓所乘火车到达广州的时间为白天，但一入广东境，因洪水泛滥，铁路多处遭塌阻或淹没，火车时走时停，直到30日夜晚11点30分才抵车站。时陈家已派出小彭、小彭夫婿林启汉与陈美延三人前往车站迎候。吴宓出站，“乘中山大学之汽车，过海珠桥，行久久（似甚远），方到中山大学。即入校，直抵东南区一号（洋楼）楼上陈宅。寅恪兄犹坐待宓来（此时已过夜半12时矣）相见”。只见陈寅恪“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八）”。
老友相见，自是一番感慨。尽管陈寅恪目盲病弱，但因吴宓的到来显得精神兴奋，憋在心中的话也如开闸的洪水倾泻而出。吴宓在日记中敬重地记下了这次相见的场面与陈氏思想志向，谓：“党国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而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以是和平收取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酬，李一平答以二事：（甲）请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苏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派李一平来迎。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宓按：刘文典之为政府礼重，亦必由于李一平之力；典1956对宓所言由于苏联学者之曾读典所著书而追询及典，乃有政府拟派其赴苏联讲学之意云云，恐非事实。又按王德锡之得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似亦出于李一平之推荐）。”
吴宓记述中所说的李一平，云南大姚人，20年代初肄业于东南大学，是吴梅的得意门生。青年时代曾领导参与南京“五卅运动”，结识陈铭枢、廖仲恺等人，并参加过北伐。后与林森、陈诚、李四光等人交往甚密，无党派人士。解放战争后期，曾策动云南滇军倒戈，为中共政权控制西南建过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因吴梅早年曾拜陈三立为师研习诗词，李一平继之与陈氏家族建立了密切关系。从上述事例中可以见出李一平其人高风亮节与对师友的敬重和情意。
吴氏提到的苏联学者请问一事，是流传于学术界的一则逸闻，说的是1949年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与一代霸主斯大林会晤时，对方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毛泽东感到意外，询问详情，才知斯大林在写《中国革命问题》时，曾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不知陈寅恪是何方人士，当然更不知其踪，但既然世界头号“大鳄”斯大林如此重视，说明此事非同小可，遂立即表示回国查询后再呈报。当夜，一份特急密电发往北京，相关人员迅速行动，这才知道陈寅恪没有去香港，而是流落到了广州的岭南大学。自此之后，陈寅恪的身影进入了中共最高当局的视野，后来发生的一切政治、生活优待，都与斯大林这个询问有关。这个传闻不知何时何日，又弄到了刘文典身上。不知是别人附会，还是刘氏为了唬住当时没什么政治地位的吴宓而故意自吹自擂，但刘文典于50年代确曾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这一切，随着陈寅恪自身经历的释解，刘文典得之于苏联高层重视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吴宓这天的日记还有如下记载：“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港报中仍时有关于寅恪之记载），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而认为共产党已遭遇甚大之困难，彼之错误，在不效唐高祖事突厥，藉以援以成事建国，而唐太宗竟灭突厥，即是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同列，取双方之援助，以为吾利，举足为左右之重轻，独立自主，自保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C。C。C。P。之附庸。……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云云。”
陈寅恪说的共产党遭遇甚大困难，除了政治上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更大的困难是全国陷入空前的饥荒，人民衣食无着，因饥饿而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国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而导致这个恶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局没有效法唐初李渊建国时称臣突厥的做法，保持独立的文化道德精神。相反的，正是唐初保持了独立的文化道德与精神，才于十年后的唐太宗时代一举灭掉了突厥，成为亚洲第一霸主，创造了称雄于世的皇皇伟业。反之当世中国政府，其政策是全面倒向苏联（C。C。C。P。），搬用苏联模式，值得怀疑。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和考虑，才有了陈寅恪“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的独立之精神。至于对趋炎附势的民主党派，陈寅恪当年就对其主要成员如闻一多、罗隆基，外加一个学生辈人物、且对陈氏恭奉有加的吴晗等辈不屑一顾，至于对章伯钧等看风使舵，拍马溜须，随时找机会拖着第三党“归宗”等辈更是不放在眼里。早在1953年7月26日，陈寅恪在答朱师辙诗《癸已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
屯戌尚闻连浿水，文章唯是颂陶唐。
海天明月伤圆缺，岭树重楼困火汤。
藏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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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为馅
分手再说我爱你
赏金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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