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所说的燕京，指北平，或指北伐成功前的北京。所谓自悔如今“无术远遁”，用在吴宓身上似更切实恰当。据吴宓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坦白”，除了1948年放弃赴美讲学机会外，1949年2月，“香港大学征求一位中国学者去作教授（讲座），用英语讲中国史及中国宗教哲学大要，友人欲以宓荐，且云‘必成’。宓即去函阻止”。又，1949年10月，“钱穆在香港，和知友们办一东亚文学院，寄来章程及课表，以‘学术主张及宗旨素同’，力劝宓赴港共事。宓谢却之。”“快到解放时，宓自己决定，不问祸福如何，我决定不到外国去。”据说傅斯年到了台湾后，曾致函吴宓劝其赴台任教，而吴亦未应允。
当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全部赶出大陆的时候，国门被钢铁一样坚硬厚实的幕布封锁，蓝色的天空罩上了巨网，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的各色人等，即使身上插上翅膀也难以越过沉沉的密网流窜到边境之外，更不可能像狡兔一样有三个洞窟藏身避难，只有像被堵住老窝的兔子或其他蛇兽，老老实实地等待被捕获后，或披皮，或开膛，或下油锅任意处置了。正是曾经有过的诸多前缘和机会，才使包括吴宓在内的一批陷于绝境的自由知识分子，发出了如此悲恨交加的哀鸣。只是想象的原子弹没有从天空落下，而吴宓与他的许多同事却一步步走向了“自绝于人民”的毁灭之途。
9月29日，吴宓日记载：
“上午8—9时，委来，详述其兄澄之疯疾情形……昔1951雪之疯也（南按：指1951年西师女职员张宗芬在镇反运动中被疑为“特务”而致疯），宓犹能挺身而出，为求医，治之愈，且护其儿，多方援助，不恤人言，不畏嫌疑雪为反革命之妻。今于交久谊深之澄，宓乃不敢至其家一探视，亦不能延蔡医为之诊治，足见今日法网之密，禁令之严，亦可见宓之衰老畏怯，见义无勇，自视实毫无人格，有生如死者矣。”
吴宓述及的这位李源澄，于1958年5月，在凄风冷雨中发疯病重死在床上，时年51岁。李死后，院方将其夫人及女儿送回李的老家四川犍为县农村务农。而李的遗稿无人收拾，遂皆散失。据说李在一个短暂的清醒之时，将他撰写的一部《魏晋南北朝史》书稿托付给挚友吴宓，以待将来出版之日。想不到吴宓很快就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而随着吴宓遭遇的一连串不幸，这部书稿亦不知所踪，徒让后人空为扼腕。
此时的吴宓已调往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西南师范学院又掀起了“拔白旗”与“开展教育革命运动”高潮，至6月达到鸣放最高峰，在短短的两周内，全院师生共写大字报3660142张，平均每天30万张。就在这个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吴宓在一次课堂上竟惹下了奇祸。其因是为学生讲解“犹……况……”结构和“者……也……”的句式用法，因一时兴起，吴脱口说出了两个例句：“吴宓者，西师之教授也。”“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同学们听到如此风趣幽默的句子，禁不住大笑起来，台上的吴宓也得意地吐了下舌头，露出了孩子般天真的笑容。
这个时候，吴宓和同学们并不知道，暗伏在课堂中的“积极分子”，立即意识到后一个句式隐含的政治内容，一下课即向学校教务处专门负责收集“教学意见”，实际是地下“情治工作”的人员作了秘密汇报。此时中国大陆经济陷入困境，物资日益匮乏，遍布中共控制区的大饥荒已经来临，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饿死，各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的工作人员实行配给制，粮油定额不一，但都难一吃饱。吴宓心有所感，顺口而出佳句。想不到这一句式被学校当局认为是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路线，吴宓受到校领导的严厉批评，责令其第二天在课堂上向学生公开检讨，吴宓自是战战兢兢地一一照办。自此之后，吴宓的“三两犹不够”作为经典的“罪证”，成为历次运动中革命群众批斗的靶子。为防止吴氏继续在讲台上借机“放毒”，学校领导将其当做“白旗”拔掉，不再为学生开课，只偶尔让其辅导一下中文系和外语系两三个立场坚定的青年教师。
1959年1月，《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中文系学生撰写的长篇战斗檄文——《批判吴宓先生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文章认为吴宓在课堂教学中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天才论”、封建迷信“有神论”，严重的“厚古薄今”和“烦琐的考证”。这一切散发着“毒气”的“论”，作为吴宓的一大罪证，像摆脱不掉的影子一直伴随终生，直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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