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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悲回风 第一节 北归残梦终成空(第1节)

作者:夜夜笙歌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三部:离别》[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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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叶企孙于凄苦中悄然作别世界的时候,同侪中蛰伏岭南的陈寅恪已去世七年有余。再过一年零一天,病卧陕西泾阳家乡的吴宓,也将命赴黄泉,在另一个世界与陈、叶等清华好友团聚一堂。
1942年8月,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吴宓被教育部聘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按规定,每个学科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一人,本次共选出“部聘教授”十六人,分别是陈寅恪、陈建功、吴有训、吴宓、曾昭抡、周鲠生、张其昀、徐悲鸿、李四光、柳诒徵、梁希、汤用彤、胡小石、苏步青、茅以升、黎锦熙。当年“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吴宓同时位列其中,可见“三杰”之说并非虚妄。教育部此举,对抗战时期正处于艰难困苦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鼓舞。据《吴宓日记》说,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首来函(英文)道贺”,但吴认为“此固不足荣,然得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两兄齐列,实宓之大幸矣!”
在吴宓心中,此时的陈福田是否内心发点酸水,或假做恭维状来个猫贺老鼠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劳动成果得到了政府承认并赐以荣誉,且与陈寅恪并列齐肩,这是特别引以自豪的。当然,一旦成为部聘教授,也有经济上的实惠,除由教育部每月支付薪金600元,另外还有每月400元的研究费。而当时一般教授的薪水每月仅为360元,可见这个实惠也确实有点实在的东西。
自抗战军兴,吴宓由北平转长沙、蒙自,再至昆明的近六年间,生活过得并不愉快,费尽苦心追求的毛彦文,尽管那个大自己几十岁的糟老头子早已死掉,但对吴宓的痴情与数十次透着火辣辣感情的书信不复一言,甚至让其亡夫熊希龄的同乡沈从文将不曾拆封的吴宓来信原封寄回,且在信封上注有“永勿来信”的大字以示警告。除毛彦文外,在吴宓心中掀起爱情波澜的另外几位女子如K、绛珠、黎宪初、卢雪梅、高棣华、陈仰贤、张尔琼等等,无一人对其倾心相注。而吴宓在清华与西南联大的学术地位,也非当年可比。思想文化的差异,对政治、人事认识的不同,以及上下左右甚至同事间的倾轧,随着越来越复杂的环境变化令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抗战前的1937年6月29日,《吴宓日记》曾记载过一件令他不快与警觉之事:“12:00方午餐,文学院长冯友兰君,送来教育部长公函,拟举荐宓至德国Frankfourt-am-Main之中国学院任教授。月薪仅四百马克,不给旅费。按此职即昔年丁文渊君所任,原属微末,而校中当局乃欲推荐宓前往。此直设计驱逐宓离清华而已。蛛丝马迹,参合此证,则此次系主任易人之事,必有一种较大阴谋与策划在后,宓一身孤立于此,且不见容,诚可惊可悲矣!”好在此次吴宓还算心中有数,没有落入冯友兰等辈设下的圈套而被驱出清华。
抗战爆发,清华南迁后的1937年11月19日,吴宓一到长沙,就得悉临时大学文学院设于衡山圣经学院并于当日开学,文科教授需赴南岳授课。下午,吴宓赴长沙北门外麻园岭22号清华办事处报到,5点30分赴湘雅医院内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宅拜访。据《吴宓日记》载“先见朱,次梅贻琦校长出。宓向梅陈述北平近况,及清华被日兵占据情形,甚详。梅但颔首而已,似颇冷落。宓出。时,雨甚大,宓踯躅泥路中,灯少,昏黑不能见,往返迷途。”
从上述两则日记所述内容,不难见出清华高层对吴宓的态度,亦可见吴在清华中的地位之尊卑。而这种状况,到了昆明西南联大似未改变,1939年11月17日,吴宓在日记中就当日宴会情形又发了一番感慨:“宓深感宓近者与公宴,论年则几为最老,叙座则降居最末。今晚即然。其上皆校长、馆长、教务长、院长,宓仅教授而已。愈可见宓在此世间之失败而不容恋恋矣!”
此事在吴的内心引起的悲愤之情未平,又出现了钱锺书被陈福田、叶公超等辈排挤出清华之事。尽管年轻气盛的钱锺书曾公开放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等狂话,但天生“傻得可爱”的吴宓总是站在爱护后进的角度不以为忤。只是“太懒”的叶公超与俗人陈福田二人合力设谋,把个狂妄书生兼才子钱锺书一脚踢出门外,任其流落他乡。吴宓对陈、叶二人向校长梅贻琦进献谗言大为不满,认为彼辈“殊无公平爱才之意”、“皆妾妇之道也”,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为钱锺书重返联大奔走呼吁。但“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而作罢。
因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吴宓对陈、叶二人大为不满,彼对吴宓亦心存芥蒂,双方之间屡生龃龉,裂痕渐大,促使吴宓萌生去意。1940年1月29日,吴宓突然收到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和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的电报,敦请其为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吴考虑再三,复电顾次长并转胡校长“敬谢雅命”。但在嗣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是否往西北大学又几经反复,颇为踌躇。1940年7月26日,吴宓同时接到浙江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聘电,且均言明月薪之数,浙大为380元,西大为460元。吴宓对去留问题大费思量,后经清华要好的同事特别是叶企孙劝说,遂决定暂且蛰伏下来,继续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3年2月,清华评议会决定吴宓于1943—1944年度休假,吴应允在休假期间考虑赴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与成都燕京大学讲学,后因“抗战期间,应加紧工作”为由延缓休假。
1943年8月4日,吴宓接到陈寅恪由桂林发出的书信,得知陈将于8月中旬携家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吴痛感在昆明经济穷迫,精神压抑,工作、生活、爱情等皆不畅快,遂决定赴成都与陈寅恪共同执教燕大。主意打定,吴宓向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拍发电报,谓:“宓仍欲来燕京。如可,祈速留止学淑。”时吴宓与元配妻子陈心一生育的长女吴学淑就读于燕京大学,准备转学西南联大,既然吴宓决定赴燕大,转学的事自然停止。由于吴宓假期一直未能批准,直到第二年的8月,教育部才核定本年度休假进修教授名单,西南联大为罗常培与吴宓,他们在休假期间可到国外大学进修,亦可在国内其他大学访学,或者躺在家中睡大觉等,听凭自愿。罗常培谢绝了闻一多、吴晗等“斗士”让其留下来共同一“斗”的挽留,毅然决然地应美国朴茂纳学院之聘,赴美讲学,并任朴茂纳大学和耶鲁大学访问教授。此时吴宓结合教学所得,已写成英文本《世界文学史大纲》《欧洲文学史大纲》《文学与人生》等三本著作,因无暇修订梓行,遂向梅贻琦报告,欲借休假之机完成以上三书的修订并译成中文,同时还因对陈寅恪的牵挂,决定赴成都燕大等校讲学。梅贻琦概允,但嘱在蓉“只可讲学,不可授课”云云。
1944年9月23日,吴宓由昆明出发,经贵阳、遵义、重庆、白沙,于10月26日傍晚来到成都燕大,得以与老友陈寅恪相聚一校。对于二人相见后的情形,吴宓之女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中这样记述道:“父亲与寅恪伯父四年多不见,感到寅恪伯父显得苍老,心里很难过。使他更为担心的是寅恪伯父的视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劳累过度,而战时成都的生活又何其艰难!寅恪伯父有‘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的诗句,说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严重。从父亲当时《日记》中的片言只字,也可看出一二:‘晚无电灯,早寝’,‘无电灯,燃小菜油灯’,‘窗破,风入,寒甚’,‘晚预警,途入驰奔’,‘旋闻紧急警报,宓与诸生立柏树荫中,望黯淡之新月,远闻投弹爆炸之声’。”又说:“父亲很清楚,对于寅恪伯父来说,视力是何等的重要。然而,使父亲最为忧虑和担心的事,不久还是发生了。”据《吴宓日记》载,1944年12月12日下午,吴步行至华西坝,“访寅恪于广益学舍宅。始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而夫人与幼女亦皆病”。越二日,陈寅恪入医院治疗,因瞳孔之内膜已破出液,后虽经手术治疗,但均告失败,转英国治疗亦无济于事,最终导致双眼失明。
吴宓受聘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后,开设“世界文学史”、“文学与人生”等课程,以及《(红楼梦)评论》等系列讲座。吴氏的到来,为燕大增添了光彩,与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三位教授并誉为“四大名旦”。除燕大课程,吴宓另兼四川大学国文系教授,其间曾赴乐山武汉大学讲学,作《红楼梦》演讲。也正是乐山之行,使他在抗战胜利后与武汉大学结下了一段情缘。
抗战胜利之前,陈寅恪应牛津大学邀请准备前往讲学并治疗眼疾。1945年9月14日,陈氏在燕大教师刘适的陪护下,由成都飞昆明,而后由西南联大教授邵循正陪同转印度飞伦敦。此时吴宓假期已满,梅贻琦力促其回昆明,吴为之心动,拟伴陈寅恪飞昆,继续在西南联大任教。不慎于8月9日滑跌伤其右胯骨,并左乳突患胸疽,疮口大如酒杯,浓管集注,状如莲蓬,甚是骇人。手术后在妹夫罗清生教授家调养,既无法伴陈寅恪同行,又不得不致信梅贻琦、潘光旦、冯友兰,连同那个他极不喜欢的陈福田等校、院、系诸领导请假留蓉。按吴宓在信中陈述:“病愈后,即在燕京大学授课,明春或仍赴武汉大学讲课,则行李就近全可带去,嘉州山水,亦得登涉,明春随武大东下长江,兼览巫峡之胜,抵武汉后,火车直抵故都,既便且速,届时回到清华园中,追随左右,服务本校,当不至迟期误事也。宓一再反复,殊深愧疚歉,然疾病侵袭,实非得已,至祈鉴察。”如同对毛彦文的爱情一样,尽管吴宓“一再反复,深愧疚歉”,一旦时移事异,照旧是反复无常,至于愧疚不愧疚,就顾不得了。
1946年秋,清华在北平复校,吴宓没有随校北返,而是接受青年时代的“学衡”老友、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之邀,于8月20日离成都到重庆,30日由渝乘飞机抵达武昌,出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职。
此前的8月10日,吴宓致函梅贻琦,提出辞去清华教职。20日,梅贻琦复吴,表示挽留。9月2日,也就是吴宓到达武汉大学的第三天,致函梅贻琦,诉说衷肠:“……按宓以北京为今生之故乡,而清华母校学于斯,长于斯,20余载,尤为感情梦魂之所系恋,无日不思北归,他年且当毕命于此校园,方合素心。况宓近年心境日益超脱平静,但思尽力教课,余时休养自适,完成其著作。……”10月1日,吴再致梅贻琦以诉心曲,仍得梅贻琦劝勉。11月4日,吴宓致梅贻琦,决定回清华任教。11月8日,梅贻琦致吴宓函,并附聘书,信曰:“雨僧大鉴:接诵11月4日手示,备审文旌决于寒假后返回清华任教各节,校中同仁闻悉,同深汴企。兹将聘书寄上,即希察收,于应聘书上签章寄还。并请准于下学期(36年3月中)返校,毋任盼幸。匆复。敬颂教绥。……尊嘱关于尊夫人由沪返平事,已函知留沪照料员丁兆兴君洽办,并已告学淑禀达矣。”
至此,事情似乎已圆满解决,但出乎梅贻琦意料的是,吴宓再一次作了反复,停在武汉大学迟迟未得行动。内中缘由据说是吴当初答应刘永济在武大任教一年,若不践行,便觉心中有愧,对不住朋友。另在抗战胜利不久,报载胡适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个消息对尚来与胡氏不睦的吴宓犹如当头一棒。对此,吴于1945年9月25日在日记中写道:“又述教育部拟扩充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傅斯年代。上月已公布)。统辖北京诸大学,则他日清华更非宓所可安矣。”从这段记述中,得见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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