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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狂衅覆灭,岂复可言 第一节 当年盛事久成尘(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三部:离别》[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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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饶毓泰归国,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聘请,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创立物理系并兼系主任。饶的学生后来成名的有吴大猷、吴大任、郭永怀、马仕俊、江泽涵、申又振、陈省身、郑华炽等人,从这一串响当当的名录中,可见饶氏确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与教学能手。
1929年,饶毓泰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奖助金,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天文物理实验室进修,从事原子光谱线的倒斯塔克效应研究。1932年回国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一年后与冯祖荀、曾昭抡、张景生等一起受北大校长蒋梦麟之聘,重建北大理学院,冯、曾、张、饶等四人分别出任数学、化学、生物、物理系等四系主任。饶毓泰分别聘请一批青年新锐学者如吴大猷(理论物理、原子分物理)、朱物华(电机学)、周同庆(气体导电、分子光谱)、张宗蠡(光学)、郑华炽(拉曼光谱)等,展开原子理论、光谱实验等研究。这个班底,基本上是饶在南开创建物理系后培养的优秀学生,皆是物理学界的天才人物。一时间,北大理学院人杰云集,声光顿起,其风头力压群雄。以叶企孙为旗帜、号称全国高校理科中的龙头老大清华大学,都有难以招架之感。因了这一局面的形成,才有了吴大猷后来的一段话: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始,不过是1931年前后的事。那时的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竞在量子力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但他后来却投身于飞机制造业。1933年饶毓泰接任后,不仅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还邀请国际著名科学家前来访问。这种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局面,使当时的研究工作非常活跃,既有享誉国内外的老专家,又有甘愿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国培养人才的年轻学者如物理系的王竹溪等才俊,他们带来国际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国际先进的科研发明信息。因而,当时联大物理系的教学已接近了国际水平。
1937年抗战爆发后,饶毓泰夫妇由平、津、青岛、济南、郑州、汉口至长沙。11月,日机空袭长沙,情形艰危,饶氏送夫人去沪岳母处暂避,不幸夫人旋得伤寒病亡。饶毓泰以沉痛的心情回归长沙后又随校迁昆明,出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当时在联大各系中,无论是人数、家底和师资力量,清华显然占绝对优势,仅就师资力量而言,北大也处于下风,南开更不在话下。但唯有一个物理系,北大的实力完全可与清华抗衡,并且还有过之,仅就毕业生而言,此时已有230人自北大校门走出,为全国之冠,而清华只有53人。这就是为何西南联大各院院长及系主任之职多以清华教授兼任,而物理系主任却由北大出身的饶毓泰执掌的原因。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联合体,还是象牙塔中的学术圈,以及在这一联合体与学术圈中,欲执牛耳者之间的角逐,实力就是最大的本钱。西南联大文学院设在蒙自时代,因为胡适的缺席,联大文学院院长落入胡适的学生辈人物冯友兰手中,北大师生为此在校长蒋梦麟面前愤愤不平,而蒋亦无计可施。何也?尽管有钱穆出面劝说大家要以抗战大局为重,从而平息了这场风波,但就当时的蒋梦麟而言,他在心中并不是不想让北大教授兼任这一职位。无奈,当时的北大文学院的整体学术地位,确实无法与以陈寅恪为首的清华系统相抗,因而也只好承认冯友兰执牛耳的结果和地位了。
1940年,昆明空袭频仍,饶氏则避居城外约五公里的岗头村北大所建的一间茅草顶、泥墙、纸窗房中。对这段生活,吴大猷回忆说“饶氏于20年代初结婚,妻朱氏(朱经农之妹),闻有精神病;饶家庭生活颇不愉快,于1929年去德时,伊在国内疗养病院中,旋即离婚。饶于1932年返平,旋经北大教授孙云铸教授夫人之介,翌年与张女士结婚,方以为可享家庭之乐,乃抗战事起,夫人于长沙避居上海岳家时逝世。饶氏素患胃溃疡,此疾之特性是人当心情忧虑时胃酸增加而愈剧痛,饶一方忧国,一方丧偶,乃胃病时发,心情低劣而疾病愈剧。在昆明岗头村乡居,弟子在旁者只有吴大猷夫妇而已,故只有借埋首物理典籍以度过身心皆极痛苦的抗战数年生命。”当然,吴氏这段回忆是说的课余的避居生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同西南联大其他的系一样,饶氏担任这个在校中占有强势地位的物理系主任也并不易,师生生活十分艰苦,经常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特别是仪器设备极为缺少。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饶规定坚持正常实习,每周一次,风雨无阻。为避免日军空袭,饶毓泰带领师生把贵重仪器搬到离昆明城十多里地的大普吉农村,需要实习时再搬到昆明,用完后再搬回去。有的仪器放在大铁桶内,埋在地下,用的时候取出来,用完后再放入大铁桶埋起来,这样可避免日机轰炸造成损失。在饶氏主持下,物理系还办了一个金工车间,有车床、铣床,为实验室生产零配件和简单的设备,学生既有理论知识,又能锻炼实际操作的能力,学生受益颇大。作为饶氏本人,在料理系内事务的同时,仍坚持教学和学术研究,且教学时用力甚勤,讲义稿每年都作修改。其研究论文,起于1922年至1946年,多刊于美国《物理评论》期刊及德国《物理》期刊。尽管饶氏感时忧国,兼及丧偶之痛与胃病不断复发,平时寡言笑,但因其精通英、德、法文,国学根底又好,对师生皆热情相待,又具有严正不阿的人格魅力,因而成为吴大猷所说的“侪辈所尊敬的人”。
1944年,美国国务院聘中国教授赴美访问,饶氏有幸去美,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及俄亥俄大学访学,并在俄亥俄大学从事分子红外光谱的实验研究,暇中以英语翻译法国德布罗依(L。deBroglie)氏专著一册。此译稿完成后寄给西南联大的吴大猷,不幸在辗转迁移中失去,遂成一大损失。1947年,饶毓泰由美返国,任抗战胜利复员后的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此时胡适已归国出掌北大,饶氏认为正是复兴北大的最好机会,建议扩充发展北大物理系,并致函邀请在美国的钱学森等一批物理学新秀回国加入北大效力。翌年,饶又得中基会借予北大十万美元,以备扩充学科,而胡适对此表示支持,遂决定将全部款项建立一个近现代物理中心,嘱吴大猷在美与吴健雄等学者共商购置仪器事宜。与此同时,饶毓泰又计划延邀吴健雄、张文裕、胡宁、马仕俊等在美学者返国,共同为物理学发展贡献才智。惜因国内局势急转,此项计划未及实现,而钱学森也因复杂的原因未能及时归国。当时在美担当购置仪器重任的吴大猷虽手握重金,见事不可为,遂将款全数交还中基会,以图将来。
1948年年底,胡适乘飞机离开北平之时,作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和北大理学院院长的饶毓泰,自然列在国民政府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傅斯年在南京拍发给平津铁路局石树德局长,并请其转译给梅贻琦、郑天挺等人的加急电报中说道:“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如梅、李、袁、陈、胡、郑、贺、霍、褚、沈、汤、冯、舲、饶等。”这个“饶”就指饶毓泰。想不到名列第一类的饶氏却拒绝南飞,坚决留了下来。当时他作如何想,是什么原因让他置国民政府急电催促而不顾,非要留在北平?因饶是个沉默寡言、有事憋在心里不轻易吐露的人,亦无相关的文字材料加以证明,世人就难以弄清了。人们看到的是,1949年以后,饶毓泰继续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此时饶氏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事业,并有“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学术水平”的讲话。想不到1952年年初,“三反运动”开始,饶毓泰即成为箭靶,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在大会上指责其所谓“赶上世界学术水平”,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饶闻听大怒,表示不能接受这一指责,但随之而来的是北大副校长汤用彤站出来,以同样的观点批评饶的思想有问题,饶如同当头挨了一记闷棍,顿感天旋地转,不知如何是好。随着运动不断深入,饶毓泰在北大的本兼各职全被抹掉。饶氏悲愤交加,旧病复发,晕倒于家中,随后又一度精神失常,不辨牛马。当他的好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去看望他时,只见饶“眼睛直视无睹,不能认人,但云‘为什么缘故’?”
几年过去,饶氏病情稍有好转,政治空气也稍缓和,复登台教授光之电磁理论、原子光谱、气体导电、光之干涉理论、光磁双共振等课业。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临死前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新一届院士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行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适的“代数排列法”虽算不上科学,但大体说来还是不差的。1891年生于江西临川的饶毓泰,本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辈人物,但因十七八岁的胡适为了生计兼任英语教师,饶便成了胡的学生。因此,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说:“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后来我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可惜他们后来都不是专习英国文学;不然,我可真‘抖’了。”
当此之时,站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讲台上的胡适,像仍不能确切知道自己的儿子胡思杜已悬梁自尽一样,他并不知道自从“三反运动”以后,饶毓泰就被革职查办,精神受到重创且即将步入鬼门关。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已是75岁高龄的饶毓泰仍然未被放过,他作为与向达等著名教授同一等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揪上“斗鬼台”,遭到凌辱与迫害,其被迫弯腰曲膝之状,令见之者不忍目睹。
1968年10月14日,已重病在身的饶毓泰被迫向“革命的当权派”作口头交代,素来沉默寡言的他眼含泪水说出了下面一段话:“解放前我们看到祖国落后,被外国人看不起,很难过。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呢?当时想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解放后学习了一些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自己的教育最深刻。”最后,饶以哀惋的语调说道:“我们这样的人已经老了,没有用了。今后建设国家的担子落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两天后的16日(星期三),北大传出了饶毓泰在校内燕南园41号家中死亡的消息。到底因何死亡,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北大当权者诲莫如深,直到80年代初才渐被外界所知。远在大洋彼岸、一直关注着饶氏命运的吴大猷于《怀念饶毓泰师》中作了一点披露:“1968年大陆‘文革’之乱,有如蝗虫,即一生严正从无政治活动如饶氏者,亦横遭侮辱,于10月16日自缢于北大教授住宅。”
对于饶氏之死,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他和与之齐名的好友叶企孙作过比较,钱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像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city(塑性)。”钱临照可谓是真正懂得饶、叶两位大师性格的后学之一,正因为叶企孙比饶毓泰有塑性,才比饶晚死了几年,但就整个人生的悲剧性而言,二者基本相同,或许还要过之,其辛酸悲凉的结局,同样令人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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