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般规律，凡学术界中的牛人，大多对比自己更牛者，从内心深处表示敬佩、服膺，如刘文典之于陈寅恪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牛人所不服的，是那些比自己学问差或大体相当的学者，尤其是学问差而又整日指手画脚、啰唆不休、自以为是的官僚政客，为学术界牛人最为不屑忌恨。这类人物真的如陈梦家所言别在科学研究机关做官，而应到宾馆、饭店、洗澡堂子甚至殡仪馆之类的地方去做官执政，或许还能为人类作出一点服务性贡献。在当时的考古研究所，陈梦家对尹达的学问、人品特别是凌驾于夏鼐之上的一顶官帽，自是不满意甚至是愤怒的，他公开质问夏鼐的言行，考古所内人士心知肚明，即便是发表指斥陈文的《考古》“编辑部”，也深知陈梦家是醉翁之意不在夏而在尹。
既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与党对抗，与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当朝者施政者为敌，在风暴突起之际，陈梦家的厄运随之来临，也就不再显得突兀和奇怪了。
1957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国科学院以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义连续召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史学界“四大右派”分子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梦家。在“四大”中，雷海宗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视为原清华大学历史系蒋廷黻一派人物遭到清理，由清华历史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的身份，调往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普通教授。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批判，时病情恶化没有进京参加。后“三大”分别属中科院二所、三所和考古研究所，也就是说，这三个念歪经的反动和尚，与他们相依为命的寺庙俱在中科院的掌控之中，所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三个歪和尚一个也不能少，全部弄到会场接受批斗。在继续三天的围攻讨伐中，除中科院系统的大小头目与喽啰，包括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翦伯赞等辈也应邀参加，翦在会上宣读了讨伐“三大”右派分子特别是北大同事向达的战斗檄文。向、荣、陈“三大”在一顿棍棒夹击和满口仁义道德掺杂着马列学说的大义凛然的唾骂指斥声中，立即变成了蝼蚁一样微不足道、轻如鸿毛的“三小”，被迫在会上弯下因几天没吃没喝而饿得宛如杨柳飞絮的细腰，低下高贵的头颅，作悔恨交加状，对着镜子狂喊王八——自骂自地高声“深刻检讨”起来。
为了把中科院系统包括陈梦家在内由“三大”变为“三小”的右派分子彻底批倒批臭，并作为反面典型警示那些大瞪着眼、懵懵懂懂、迷迷糊糊正在向“右”边沟里滑去的书呆子，中科院领导再度号召下属各部门的头头脑脑，继续组织强有力的革命中坚，对其给予致命一击。
各单位和研究机构得令，争先恐后响应，急速排兵布阵，并以外战的外行、内战的内行的革命大纛为向导，车辚辚、马萧萧开入阵前。在一片纷乱杂芜、旌旗猎猎、人喊马嘶的战阵中，随着郭沫若帅旗摆动，只见三员将领顶盔贯甲，跃马横刀杀奔而来。居于中间为首的是一代名宿唐兰，左右两名小字号偏将乃潘山、秦华。三员将领到得阵前，勒住马头，先由二位青年小将分别叫号骂阵，潘、秦二人抓住一个叫关锡的青年曾给陈梦家写信大谈文字改革弊端，而陈氏积极响应并在媒体上为之公开呼应的往事，分别以《评关锡和陈梦家对文字改革问题的态度》《继续追击右派——驳斥陈梦家、关锡》为纲领，对陈氏进行了一番痛骂与鞭挞。二人骂过，回归本队，头号战将唐兰接着豪气干云地杀奔而出。
唐兰乃陈梦家的师辈人物，曾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出任北大中文系代理主任。1952年始，历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副院长。就其资历与学问而言，称得上是著名的古文字学与古器物学家，完全可与陈梦家有一比拼。当年在甲骨学界兴行的“罗董郭王”之“四堂”学术定位，就出自唐兰之手并受到学界认可，这个定论曾在香港大学古文字研究生考试中作为试题被考过，可见其影响之大。据闻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吴其昌（子馨）当面对唐兰放出豪言：“当代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个我。”吴氏的大言能否被学界公认是另一回事，但足以见出唐兰在对方眼中属于重量级选手的事实。作为如此重量级战将，如今亲自披挂上阵大战陈梦家，自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唐氏以《孙子兵法》所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根据平时对陈梦家强势与弱点的深入了解，结合前几日在中科院批判“四大右派”分子会议上的发言，很快草成了一篇名为《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的战斗檄文。
在这篇长达万言的雄文中，唐兰以先声夺人的凌厉气势，一开口便指斥道：“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进行恶毒的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不是的。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衷，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
在年龄上比陈梦家大10岁，时年57岁的唐兰，不愧是著名学者和英勇善战的骁将。在抢占政治与道德的制高点之后，又以犀利的文笔，庖丁解牛式的娴熟，对准“野心家”、“市侩”和“骗子”陈梦家最薄弱的命门，挥刀便刺，指斥道：“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抗战’以后，到1944年依靠了以新月派为主的种种社会关系，很快地往上爬到了‘教授’。在抗日战争最危急的关头，‘想在国际上成名，到美国过美国式的生活，无耻地接受世界上最大的剥削家罗克菲勒的津贴，为他们服务。以研究铜器为名，实际上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赞助了美国豪商、军人、官僚劫夺我国的铜器’。1947年到清华，和商人们拉交情，博取在古董商人间的威信，‘从流氓诗人变为市侩学者’。他还妄想‘把自己成为国际权威’。只是由于北京解放了，‘这些狂妄的野心和梦想’不得不结束，但他说‘只是暂时掩住而已’。因此，他对党仇视怀恨在心，‘抱着有一天、有东山再起之望’。在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后，他认为这样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可以‘东山再起’了，就发疯似的到处发言、写文章、拉拢、挑拨、点火、放毒箭，从各个方面来向党进攻。”
当年陈梦家是中国知识界唯一前往国外考察，并收集大量铜器资料的学者，总计过手两千余件青铜器物，其收获之丰硕可想而知。也正是这一历史机遇和巨大收获，令其他专家艳羡有加，从而增加了对陈氏的嫉恨。作为号称古文字与古器物专家的唐兰，当时要到一趟香港亦无机会（后终于成行），心中的嫉恨之情可想而知。正是缘于这样的情结或曰心中的“疙瘩”，唐兰的出手才显得分外狠辣。
旋风般的刀光闪过，接下来，唐兰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直刺陈梦家的前身旧事，以“戳穿”这个“野心家、市侩和骗子”自我吹嘘的“旧学问”究竟是何等货色。唐说：“1933年前后的一次宴会上，闻一多先生告诉我，有个青年陈梦家敢于说‘夏朝就是商朝，夏禹就是商汤’，将要访我。隔几天，这青年来了，长头发，神气傲慢。留下很厚一部稿子，内容荒谬，都是忽发奇想，悬空立说。这是我认识他的开始。不久，他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跟容庚先生学金文。就是这样，这个在伪中央大学念过法律系，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过，准备当牧师，而又当过很反动的新月派青年诗人，写过极其丑恶的黄色小说，在中学里教书被轰跑的陈梦家，找着了一条争名争利的终南捷径，所谓‘从金石学出发的’这块招牌就很容易地挂上了。”
为论证陈梦家何以成为“欺世盗名的骗子”，唐兰以与陈氏打交道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举例说：“他在他尽力夸张的七十万字大书里，单是‘甲骨文字和汉字的构造’，就写了一万字。他基本上利用我在《中国文字学》里所主张的象形、象意和形声的三书说，但由于他一定要高出一筹，所以把象形象意合并起来，硬添上一种‘假借字’……显然，这样的著作，其东拉西扯，加入了很多与题无关的东西，目的只在拚命卖弄，欺世盗名和拉长稿子多得稿费而已。……郭宝钧先生有一本《中国铜器学》的稿子在他那里，他尽量利用了，写信给郭先生却说‘很多地方，所见略同’，既然‘所见略同’，当然不好算他‘抄’或‘偷’了，在他的书里，始终没有提到郭先生的著作。”
画皮一层层剥开，露出了真正的带血的骨肉，唐兰就此认为“陈梦家既不是这个家，也不是那个家，只能称为空头专家”。在一阵见血封喉的猛刺痛责之后，唐兰以胜利者的姿态温柔地抚摸着陈梦家残存的筋骨碎肉，抡下了最后一刀：
陈梦家在三反运动时是大老虎，党和政府没有追究既往，他应该改过自新。但在院系调整后，他转入了考古研究所，相反地把尾巴翘得更高了。几年来，他似乎很努力，很忙，据他说是“社会主义热情”。但忙的是什么呢？忙的争权力，当把头，捧这个，拉那个，搞小圈子，挑拨离间，打击人；忙的东跑西跑，沽名钓誉多写东西，多拿稿费；忙的买房子，买明代家俱；装着热心戏剧，搞鬼把戏。
……陈梦家还用“十分赞成”的话来强力推荐关锡一封诬蔑我们领袖的信，说赞成文字改革的人是“顺大坡”，是“市侩行为”。右派分子向来惯于用“贼喊捉贼”的方法，所以“市侩”决不是别人而正是他们自己。陈梦家说，“说话要看时机”，可惜他把时机看错了，把马脚露出来了，这道道地地的市侩，投错了机，终至于一败涂地了。
经此致命一击，陈梦家确是一败涂地，躺在地上如同一只被踩扁了的癞蛤蟆，只是干瞪着眼珠，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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