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季，陈梦家因在“大鸣大放”中“大放厥词”，“向党进行了恶毒的进攻”，并对“新中国的一切事物，极尽歪曲、诬蔑、谩骂之能事”、“对文字改革恶毒攻击”，并且公开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的类似三聚氰胺一样的剧毒杀伤剂，反对废除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正体字实行另类简化的邪体字，且放言邪不压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你们这群不学无术的流氓无产者杀不尽、灭不绝的，等等狂言。当运动一来，就被早已虎视眈眈的当权者轻易而举地抓住小辫子，立即扭倒在地，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此之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刚刚在考古所主办的《考古学报》连载不到一半，由于戴上了“右派分子”钢盔，正在撰写的文章被“腰斩”，后半部再无下文，成了当年黄侃老夫子调侃胡适的“太监”或“著作监”。陈梦家费尽心血在国外搜集整理、已经编成的北欧、美国和加拿大《中国铜器综录》三集，美国部分已经三校被迫中断出版，另二集则未能编定发稿。
一阵狂风暴雨伴随政治高层迭次降下的道道限令金牌，陈氏从人生事业的顶峰一下坠入谷底。历史和现实给予他的，不再是鲜花美酒与欢庆的掌声，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中科院领导者趁势纠集学术界，特别是考古所和人文学科单位的人员，集中炮火对陈氏展开口诛笔伐。据时已转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胡厚宣（南按：胡福林，抗战胜利后由齐鲁大学转复旦大学，后转历史所专门弄甲骨文编撰事宜）回忆，陈梦家购了房子，又收集众多珍贵的明代家具，还不知轻重地邀请一些同行到家中观赏，结果更加重了一些人的嫉妒心，有的人甚至恨得牙根痒痒，但他浑然不觉，结果终于酿成了人生一大悲剧［南按：20世纪90年代末，由上海博物馆收藏陈梦家生前收集明代家具26件，这批家具成为研究明代社会的重要物证。为此，上海博物馆支付陈梦家、赵萝蕤财产继承人（他们没有子女）人民币高达8位数］。
关于此点，胡厚宣所言甚是。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成为著名文物收藏家的王世襄在《怀念梦家》一文中说道：“梦家比我大三岁。1934年我考入燕京大学，他已是攻读容庚教授古文字学的研究生。他非常用功，而我则是一个玩得天昏地黑、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那时和陈梦家先生，都在搜集明式家具，有了共同兴趣。……我以廉价买到一对铁力木官帽椅，梦家说：‘你简直是白拣，应该送给我！’端起一把来要走。我说：‘白拣也不能送给你。’又抢了回来。梦家买到一具明黄花梨五足圆香几，我爱极了。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加十倍让给我。’抱起来想夺门而出。梦家说：‘加一百倍也不行！’……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的精力倾注于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
与陈梦家夫妇既是前后同学，又是邻居加好友的王世襄乃世家子弟，家底不薄，面对一件羡慕已久的明紫檀直棂架格而终未得手，就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农村进城的知识分子而言，当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唯一能做的就是干瞪着眼以既羡又妒的心情，或者是两眼喷着莫名的火焰，前往“梦甲室”观赏这种名流雅士的快乐生活了。陈梦家之幼稚和不知轻重如此，竟在一帮寒士儒生面前显财露富，自然是“群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再加上陈梦家不时显出几分狂妄不羁，不顾政治风向而发表时论等，所有这一切，在阴谋或“阳谋”家设置的层层沟壑与陷阱中，倒大霉、吃大亏自是一种必然。结果“反右”风浪一起，沉重的黑色“钢盔”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另据胡厚宣说，当时上边明确指示手下人员对陈梦家展开批判，胡氏本人和同所的历史学家张政烺也接到指令，但胡、张二人觉得陈氏确实有文人的毛病与不良习气，也有些讨厌，但这些毛病和研究工作不相冲突，何况平时发表言论也是出于一种对党对国家对学术的挚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遂明确表示不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缺德事。胡、张二人打了退堂鼓，被视为思想落后分子晾在一边。许多思想先进的革命学者却挺身而出，冲入阵前。于是，枪炮之声响了起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一位青年李学勤很快弄出《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一文，对给陈氏带来巨大声名与金钱的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毫不含糊地进行了批驳，谓该书“较少新义”，“最主要的缺点是作者对殷代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途径没有明确的认识，因而书中只罗列了庞杂的现象，不能提高到理论的阶段，同时对若干现象也不能有满意的解释。这和马列主义的历史科学相距是很远的”云云。同时批评陈梦家又“误以四方名为‘四方帝’，并毫无根据地与东周以后由五行说产生的五方帝比附。这一章节对殷代宗教的本质也没有理论的叙述……”
李学勤于1951年清华大学肆业后，进入北京图书馆跟随曾毅公缀合甲骨，后又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协助陈梦家整理甲骨文资料，虽属临时性质，与陈梦家算不上亲近的师徒关系，毕竟有一段工作的缘分。陈梦家已倒了霉运，但李学勤无论是资历还是和陈的关系，在枪声刚刚响起之时，都不便出手太重、太狠，更不宜进庙渎神，佛头着粪，只从令人为之眼红心热的根源，或者祸端——《殷墟卜辞综述》这部大著进行釜底抽薪式的修理，既表示了政治立场，又彰显其学问之能，可谓一举两得，或曰一箭双雕。但是，李氏这一做法，上层的头头们似乎并不满意，即在学术界人士看来，李氏的批判文章，似有底气不足，独自一人躲在乱糟糟的人群中叽叽咕咕发牢骚和自说自话的感觉。这种威力与设想中的效果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高层领导在几个学术界大内高手的指点下，经过一番分析认为：李学勤无论是资历、学问还是地位，都还不足以与陈梦家这样的名流大腕对话，更谈不上对阵交锋，若继续下去，很有可能给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种《史记》多次记载的“弑君弑父”的误解。同时，这样的打击力度，显然不能一鸣惊人，一枪击中要害，令狂傲不羁的陈梦家趴在地下动弹不得。要想把已戴上“右派”钢盔的陈梦家打趴在地，必须采取以大腕对大腕、以名流对名流、以狂傲对狂傲的战略战术实施攻击。倘如是，陈梦家休矣。
中科院领导者们听从了几个大内高手的献计，迅速调兵遣将，组织重量级选手书写批判文章，向梦家发出大规模攻击。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潘梓年、刘导生等辈具体组织、指挥下，时在科学教育界赫赫有名的罗常培、翦伯赞、唐兰、夏鼐等人，连同考古所的一些人纷纷站出来向陈梦家开火。夏鼐在《人民日报》公开撰文指斥道：“右派分子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党的领导的。他们说党不能领导科学。他们要取消党的领导，要党员领导同志‘下台’。‘考古学家’陈梦家对访问他的记者说：‘事实上像考古所这样技术性较强的部门，如果没有党员专家，让非党员专家来领导也是可以的。……希望经过这次整风，能够对党员领导同志作一次调整。有些人地不相宜，有些人兼职过多，有些人是挂名的，都可以考虑调整。”
时在全国科教界颇有影响的《考古通讯》，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斥右派分子陈梦家》一文，从多侧面、全方位对陈梦家进行了措辞激烈并带有谩骂性质的口诛笔伐，谓“陈梦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首先反对党的领导。他明目张胆地要科学院的党下台。他丑化领导全国科学事业的科学院，把它描绘成一个官气十足的衙门。他把创造科学研究工作条件的一切工作人员说成是些‘大大小小的官’，要‘让他们到做官的地方去做官吧，别在科学研究机关’……他狂妄地认为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是‘宣教’，觉得太长了，不愿去听。他把人民广播电台说成是‘宣传教条主义的地方’，广播出来的都是‘教条腔’。他诋毁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而对当时反党的右派报纸文汇报却大加赞赏。……在整风期间，他挑拨副所长夏鼐和尹达同志的关系。他在考古所的一次座谈会上逼问夏鼐副所长，‘你是否有职无权’。”从夏鼐与《考古通讯》编辑部发表的文章看，除了指斥陈梦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罪状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揭露陈梦家对科学院和考古所当权者的不满。陈梦家所说的“兼职过多”，自是指郭沫若与郑振铎，而以后者为甚。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一行十六人，取道苏联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友好访问途中，在苏联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飞机失事，全体人员遇难。当时的中共媒体作了如下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缅友好协会会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同志……不幸全体遇难。”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郑氏可谓是不世出的人中之龙，官运亨通且身兼数职，堪称“国之重宝”，如果文化考古阵地少了郑氏，何以为计？遥想当年，鼎盛时期的蒋介石一人身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中央银行、兼中国银行、兼农业银行理事长、兼中央大学校长、兼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长”。介公这一连串的“兼”与“长”，不但未受军政大员和普通百姓尊敬，反而作为一个笑话成为人们消遣娱乐的饭后谈资。想不到此种笑话没有随着老蒋跑到台湾孤岛而消失，在新中国亦偶有所闻，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身兼几个或几十“委员”与“长”者如过江之鲫。——只可惜天不假年，六十岁的老郑同志，乘机西行，结果竟是命赴黄沙，闻者为之扼腕。郑死后，由尹达而不是夏鼐接替其考古所所长一职。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之初，郭沫若当仁不让地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尹达以“老革命”的资格暂时屈居副所长的位置，主持所内日常工作。而自1954年梁思永去世后，尹达顶替梁的位置兼任考古所副所长，位列夏鼐之前。尽管尹达在学术上无法与学贯中西的“海龟”夏鼐相提并论，更不是一个等级的学者，但在革命队伍中，尹是老党员（中共）、老革命、老前辈，夏却不是。既然夏鼐与几个“老”字都未沾边，自然要靠边站，所内重要事务由尹副所长掌控，日常烦琐的具体事务，从指导田野调查发掘，到审阅考古报告和各种入稿件以及处理公文，统统由夏鼐承担。正是鉴于这样一个事实，才有陈梦家对这种畸形的状况看不顺眼，并公开叫嚣“外行领导内行”，以及在大会上逼问夏“是否有职无权”等“反动言论”。不谙世事的陈梦家如此之说，实属当众扇尹达的耳光，也是对上层领导如郭沫若等辈的大不敬。既如此，为何夏鼐要站出来批陈梦家呢？
此事其实很好解释，夏鼐撰文批判陈，并不是因为陈当众指责了夏，恰恰相反，陈的当众指责，不能说夏鼐偷着乐，至少心中是舒坦、解气的。但在舒坦、解气的同时，又必须装出很生气的样子，对陈氏加以痛斥——这是中国官场的老例，不必多赘。略须解释的是，当时的夏鼐虽是党外人士，但毕竟戴着一个副所长的帽子，既然戴着官帽，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且这个运动已经牵涉到所内中人，夏鼐撰文表态，进行斥责就成为必然和必需之事，想来陈梦家本人对夏鼐的无奈之举也是清楚和理解的吧。
从此前和后来的经历可以看出，夏、陈二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谊，当陈氏落难后，夏对别人指斥的陈，特别是一些不合事实的内容为之同情并暗中给予解套儿。正是由于夏与陈良好的个人关系，才有了陈在大会上公开“逼问”夏是否有职无权“事件”出笼。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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