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昭抡受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委托，率先由昆明飞临北平察看、接收原北大化学系实验室、仪器设备与图书资料，筹备复校事宜和化学系工作，这是北大、清华教授中第一位抵达北平者。之所以由曾氏首抵北平，并非由于他是曾国藩家族的后代，或脾气古怪，别人惹不得，实与美国原子弹爆炸后在国人心目中形成的强大震慑力带来的气氛有关。
1945年8月，美军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而迫使日本投降，这种新型核弹所爆发出的巨大威力，震撼了世界的同时也改写了世界战争进程，人类进入原子时代。就在国人以原子弹对战争的作用与奥秘感到不可思议，在一片惊呼声中大加赞誉又盲目推崇的时候，曾昭抡于日本向盟国正式举行投降签字仪式一个星期的9月9日，于昆明《正义报》发表了《从原子弹说起》一文，明确警示国民政府军政人员与普通国人，对于原子弹的来龙去脉以及对未来国家安全的影响，必须有一个清醒而具常识性的认知。曾氏明确指出：“原子弹的引用，虽然不是使远东战争急遽结束的唯一因素，至少对于迅速结束此次战争，具有莫大关系，那是不容否认的。日本人民，不幸成为此项新武器的试验品。两枚原子弹，炸死了几十万人。据今所知，广岛被炸以后，若干日内，人民继续死去。到了今天，那一度闻名东亚的海军基地与工业城市，完全变成了死城。地面一切生物，完全灭绝。只有天空飞来的老鸦来此凭吊往日城市的古迹。科学家对于原子弹的幻想，似乎完全证实了一颗总重不过四百磅，含铀仅只六两重的原子弹，不但其爆炸力量相当于两万磅的高炸药；而且炸过以后，因有放射元素的产生，其事后影响，对于生物，亦具有毁灭性……从此种观点看去，原子弹的发明，的确在武器制造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又说：“素来不讲究科学的中国，这次也为原子弹的惊人功效所震眩。一月以来，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不分老少，大家都在时常谈论着原子弹，连苏联进军东三省后进展如此神速的奇迹，也为原子弹所掩盖。”但是“我们必需记得，原子弹在美国之所以能以发明，实乃半个世纪来世界上许多第一流科学家潜心研究原子构造所得到的实用结果之一。一般不懂科学的人，只知道提倡工业，强调实用，认研究纯粹科学为迂远与不切实际。哪知道划时代的新发明与新发现，向来是从高深的学理研究演化出来。纯粹科学之极端重要，在原子弹上即得到具体证明。”最后，曾昭抡提醒国民政府当局：“战败后的日本，业已宣布以研究科学为教育主旨。他们是说得出，就做得到的。相反地，我们面临此科学支配一切的世界，却徒托之于空谈。对于原子弹，也不过谈谈写写，并不从事实际研究。……要想急起直追，此刻正是时候。要不然，恐怕机会就要错过了。”
就在曾昭抡发表此文前后，有一个人也在为原子弹爆炸的神奇威力所震撼，并密切关注、搜集这一神秘武器的情报。此人就是曾昭抡的郎舅，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
俞大维由哈佛大学读书时的数理逻辑研究，转入柏林大学研究院后兼及文史，因同学中出了个后来成为他妹夫的“傅胖子”（斯年），感到在文史上无出头之日，遂倾全力专攻数理逻辑与哲学。留德期间，俞大维聆听过爱因斯坦教授的相对论等课程，学识大进。1925年，俞氏写了一篇题为《数学逻辑问题之探讨》论文，刊登于爱因斯坦主编的德国数学杂志《数学现况》，由此成为在这一国际级刊物发表论文的第一个中国人。在该期刊发表论文的第二个中国人则是更年轻的华罗庚，俞、华二人日后成为同道上的好友与这一缘分有一定关系。1929年6月，俞大维返国，未久出任军政部参事。1930年5月，俞氏第二次赴德，任商务专员，负责采购军火装备，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尤其是弹道学。其间，俞大维用德文记录了四十多本笔记，并自豪地说：“这两年学到的比哈佛三年学的还多！”嗣后，俞大维成为弹道学专家，对原子核能的理论和运用信息也有所了解。
当美国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俞大维在中美联合参谋本部参谋长魏德迈中将处，看到了美国关于原子弹研制的机密文件《史密斯报告》。与俞大维友善的魏德迈私下表示中国也可以研制这类超强威力的武器，并可派人到美国去学习。俞大维闻听大喜，就此上报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最高统帅蒋介石。蒋对此自是大感兴趣，遂令陈诚和俞大维负责筹划组织这一关乎国防发展的重大计划。俞大维受命，认为原子弹的研制最为重要的是物理、化学、数学三门科学，而这三科出类拔萃的人才都集中于西南联大。于是，俞大维首先把目光集中到他最了解并有亲戚关系的曾昭抡身上。
俞大维之所以选择曾昭抡，除了与曾家有世代姻亲，且自己的胞妹俞大絪嫁给曾昭抡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内一流化学家的曾昭抡，已进行了多年烈性炸药和利用炸药制造武器的研究，并于1943年发表了《新型炸药发明的可能性》等论文，1944年出版了《火箭炮与飞炸弹》专著。而此时曾氏正在进行原子核能的研究，并撰写《原子与原子能》一书，对原子核能已有相当深刻的理论研究。另一个原因是，曾昭抡对军事与军事理论有着天然的兴趣。抗战军兴，曾氏在从事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同时，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研究军事战略，对中日战争，盟军与德意法西斯军队的战事，从武器装备、战略战术、诸位将领的特长与弱点、各国民党军民士气等方面，发表了大量军事评论。到抗战结束，在各种报刊上发文达200篇以上，其中《从军事技术上推论欧洲战局》《现代战争中的武器》《欧洲第二战场》等三篇军事评论轰动一时，并给西南联大师生和重庆方面的军政要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位叫汪子嵩的联大哲学系学生，许多年后在回忆他的老师沈有鼎的时候，涉及曾昭抡并有一段颇具趣味的描述，汪说：“沈有鼎先生是联大教授中几位‘怪人’之一。他和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在外貌上相似：都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总是邋邋遢遢，老是穿一件洗得已经发白的蓝布长衫，有几个扣子没有扣上，脚上穿的布鞋，不但破破烂烂，有时还没有穿好，似拖着走路；而且一面走路，面上总有点像是微笑，口上喃喃自语，显然是自己在思考问题。他们的不同是：沈先生走路不慌不忙，老是在思考哲学问题；而曾先生却走得匆匆忙忙，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每次民主集会上都发表讲话，当然不是谈化学，也不谈政治和经济问题，而是讲军事。他对当时抗战的军事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谈起来像个军事专家。曾先生是曾国藩的后裔，颇得祖传遗风。”
与曾国藩的实战经验或《曾胡治兵语录》不尽相同的是，曾昭抡在他的军事理论演讲中，以一个杰出科学家的眼光，特别指出战争的进程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这种进步更多体现在日益发展的武器装备上，谓：“现代战争，乃是科学的战争，在其他条件约略价等的情况下，谁在科学上占得优势，哪个国家就会胜利，已成一定不移的真理……要谈战争，就得明了作战时所用的武器。”又说，随着“时代变迁、科学进步”，投入战争中的武器将“在构造上愈来愈复杂，在种类上愈来愈繁多，在功用上愈来愈新奇。”而“这次大战中战争技术的主要进步……就是运用已有武器配合新发明或改良的战术而进行战争”。
随着战争的进展，曾昭抡对战争的研究越发成熟，并不乏出神入化的篇章问世。1944年6月，当盟军近三百万大军云集欧洲西线战场时，曾氏正确预测了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的具体位置，而预测的登陆时间仅比实际相差不到一个昼夜。1945年1月，曾昭抡作为国际军事问题专家应昆明《正义报》作“新年五问笔谈”访问，明确回答：欧洲战事将于“上半年结束”。同年5月，曾氏在谈到盟军何时进攻日本时，认为“最早当在今年八九月，迟至则可延伸到年底。但是攻势一旦展开，战争的结束，也许并不在远。”届时“苏联在远东参战，也开始成为可能”。曾昭抡这一预言，引起了军政当局和知识分子高度关注，战争的实际进程，很快证实了这一预言的正确，因而曾氏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的军事问题专家之一，《燕京新闻》对此专门作了评价：谓曾“虽为一个化学家，但对于政局、战局的分析和综合，都可以与任何专家媲美”。
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在当时的西南联大与其他机构的知识分子阶层，谈论战争与撰写战事评论者并非曾昭抡一人，而是有相当的一个群落，且各抒己见，大谈特谈，一时间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以“卧龙”与“凤雏”自称的军事战略理论家，傅斯年就是一个。当然，这些“卧龙”与“凤雏”也有走眼跑光的时候，据时在昆明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继愈回忆说，西南联大法学院一位教授在昆中北院作世界形势报告，分析德苏两国会不会开战的问题。按这位教授的分析，二者不会开战，理由有四。这位教授先讲了两条，中间休息二十分钟。恰好这时街上的报童在门口叫喊：“号外，号外，德苏开战了！德苏开战了！”主讲人颇为尴尬，宣布下半段不讲了，挟起包袱一走了之。
按任继愈的说法：“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一介书生仅仅根据报刊、文献提供的有限信息资料去做判断，结论有误完全可以理解。后来二战记载德国出兵进攻苏联，连斯大林还判断失误，何况远离实际的东方学者？”任氏之说自有其道理，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做一个真正的“卧龙”或“凤雏”式人物并不容易。当年在南阳隆中这块地盘上耕种的民众或乡村知识分子，恐怕不止诸葛亮一人，但对天下大势的认知和对形势演变发展的预测，能与诸葛氏抗席者却罕有其匹。以此推之，当时窝居西南边陲昆明城的曾昭抡，对军事的研究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正是缘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种条件，在如何研制原子弹这一关乎未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上，俞大维才把曾昭抡列为实现这一计划的首要人选。
曾昭抡被俞大维电召重庆，谈了欲派人赴美学习研制原子弹之事，曾氏听罢异常兴奋，对原子武器开发正是自己的心愿，如今有此机会，自然乐意效劳。根据俞和曾昭抡的意见，这些人才不应在中央研究院内部寻找，也不要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搜寻，最好还是把目光放在西南联大，因为就物理、数学、化学三科而言，抗战之前，北大、清华的理科在全国名列前茅，西南联大组成后，其阵营更是强悍无比，在学术界的地位可以说是独占鳌头，其他院校和研究机构无法与匹敌。此点，物理学家吴大猷曾作过披露：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西南联大，物理系阵容非常强大。其中不仅有清华的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霍秉权，北大的饶毓泰、朱物华、吴大猷、郑华炽、马仕骏，南开的张文裕以及许贞阳等人。其中最令人瞩目也是资格最老的两巨头是叶企孙与饶毓泰。叶、饶二人以及胡刚复、丁燮林、吴有训、严济慈等，皆是20年代最早由海外返国的留学生，可谓是中国第一代响当当的物理学家。而这第一代中，尤以饶、叶二人地位和威望最高，属于恐龙级的“学术权威”，是中国物理学领域内有资格称奠基人的“双雄”，或曰“双子星座”。其次才是“鳄鱼”、“海龟”级如丁、吴、严，另加第二代的吴大猷、周培源、赵忠尧等人，而第二代的物理学家多出自上述诸人门下。在学生辈中，有杨振宁、黄昆、李政道、胡宁、林家翘、张守廉、黄授书、李荫远等，这一批学生在未来岁月里，又成为承继一、二代老师精神和业绩，并有所创新和发展，继往开来的世界级物理学家。对此，吴大猷后来颇为自豪地说，西南联大八年，“遇见这样的‘群英会’，是使教师最快乐的事”。
藏海花
老九门
美人为馅
分手再说我爱你
赏金猎人
诡灵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