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杨武之被清华新贵拒之门外的事实，由北平南飞的陈寅恪一年之后才从朋友处得知。此时陈氏的心境是，既感到国民党不可靠，对共产党也不太感冒。正是因了这一系列的缘由，蛰居于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于天崩地裂的最后时刻，在去留之间再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最后还是在“一动不如一静”的心理作用下，于观望中没有迈出生命中的最后一步。而台湾方面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仍虚位以待，虽指定由劳榦代理，但一直不能“真除”，直到陈寅恪于1969年去世，史语所同仁为陈氏开过纪念会之后，劳榦才正式继任此职——此为一种期待，更是同仁们对陈寅恪人格学问的尊敬。
国共两党在大陆正式翻盘之后，已在岭南大学校园定居的陈寅恪，抱定“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不问世事，终老岭南的决心。而这个时候的他不仅不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连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愿重返了。与杨武之命运不同的是，陈寅恪的名气实在太大，大到使一切当权者都不便或不敢在中共政权刚刚建立、尚未站稳脚跟之时，就将其当做一个可有可无的黑色足球踢出圈外——这不仅是学术和用人制度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江山社稷，鼎之轻重的政治问题。
于是，清华园被中共政权接管之后，陈寅恪一些故旧门生如已实际掌控清华大学党政事务的吴晗，曾与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联名以信代电，劝陈氏重返清华效力，但均未奏效。1949年10月25日，陈寅恪致函叶企孙、吴晗，陈述了不能遵命北返的理由：
企孙春晗两兄同鉴：
顷奉逈电嘱令即返校任教，当即复一电，其文云：因岭大关系难即返，函详。想已先此函达览。电中所谓岭大之关系者，即弟在岭大其薪水系向华侨募捐而来，岭大当事人曾向捐款人言，在此聘约期内弟不他往。故弟今夏受其一年聘约时，已同意此点，以免岭大失信于人，此弟所以不能即返之最大原因也。又北地苦寒，煤炭火炉设备等等，耗费极巨，值此时艰，北地此项御寒工具，恐亦更难与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又第二小女小彭，今夏已考入岭大农学院，岭南规章，每一学生之学杂费，其数甚巨，约合数百美元，惟教员子弟，可以优待。若弟一旦他去，小女又不能中途转学，则亦颇困难，此等又其小原因也。遭此兵戈之际，累承诸友关念，感激之忱，何可言喻。实有苦衷，未能遵命即返，想亦能蒙鉴原者也。匆此奉复，顺颂研祉。
弟 寅恪敬启
十月二十日校中诸友芝生、伯伦、心恒、一良、永兴兄等均此不另，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阅。赐示请寄：岭南大学东南区十三号就在陈寅恪明确拒绝叶、吴二人邀请不久，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又向陈氏发出了邀请信息。据梁方仲之子梁承邺透露，1952年，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陶孟和曾致函时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梁方仲，商谈梁氏北调中科院社会学所事宜（南按：梁氏于1949年1月为照料患病的祖父母，脱离陶孟和主持的社会学所回到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经济商学系），同时提到“陈寅恪先生近况如何？科学院前年曾拟请其来京主持历史研究，迄无结果。请便中一询（最好直接不要经过旁人），并代述科学院拟借重之意。陈先生离岭南有无问题，也请调查一下为感。”由此可知，陶氏是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的身份，请梁方仲对陈氏转达邀请北上之意。信中所称的“前年”，即1950年前后。邀请之意，是让陈寅恪出任即将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非后来的三所之一）所长。
梁方仲接信后，遵陶孟和之嘱向陈寅恪作了转达，陈氏又托梁方仲回复陶氏，言明无意北上，并推荐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抗战时期与陈氏共同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徐中舒“以自代”。陈氏荐徐的意见后来没有得到认同，陈氏也留居岭南坚不北返，并作《庚寅人日》诗一首以明心志。诗的最后四句是：“催归北客心终怯，久味南烹意可嗟。闭户寻诗亦多事，不如闭眼送生涯。”
对于陈寅恪拒不北返的真正内因，有研究者说，陈氏在给叶企孙、吴晗信中的一个“畏”字，即神形俱现地表达了其心理与感情。“畏寒”自是一种推托的理由，当年在清华研究院做导师时的陈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岂有“畏寒”之理？而“畏人”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这个推断大体不差，陈寅恪诗中的“催归北客心终怯”，也对这种情形作了清晰的透露，所谓“心终怯”，自然体现一个“心”字，而不是陈氏所说的诸如学校“募捐”、孩子上学等凡俗之事。许多年后，出身清华的史家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名噪一时的创造社骁将成仿吾时，曾有过这样一段涉及陈寅恪的描述：
华北大学，是以范文澜为校长的、设在邢台的北方大学与以成仿吾为校长的、设在张家口的华北革命大学——两校合并改组而成的。改组后范、成担任副校长，另由更加德高望重的吴玉章担任校长。……成仿吾，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时期翻译法、德诗歌散文的那种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什么“群鬼”的那股横劲儿。我自己想来也感到奇怪，在30年代我在文艺界有来往的，全是“文学研究会”的人，如郑振铎、叶圣陶、茅盾、王统照等，而与“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则从来就是“不相与谋”的……有一天，一辆中型军吉普从平山开来，直开到小学十字街吴校长门口。车上下来的是周扬，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此来，是下达中央命令，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进城后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任务，就交给华北大学了。要大家组织讨论……讨论一直很热烈。
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的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洪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他这句高亢的湖南话，叫人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的内心活动很多。我想，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个受降仪式吧？我又想，同是共产党领袖，为什么在河南三位高级将领前来拜访我们，陈毅将军还讲了“两条战线的合流”那样的话，而成仿吾则一口咬定即便像陈寅恪那样国际闻名又那么病残的人也要亲自来报到呢？
于是，我发言了。
我说，我讲点题外的话。我读过一些列宁的传记。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他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匪帮”（thebandits）。可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抓起他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
我说：“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话假如只讲到这里，将会一切太平无事，可是我却提高嗓音说：“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
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当时在会场上，仍是鸦雀无声，没一人反驳，没一人表示同情。事隔几十年，当我在北京又遇见李何林同志时，他对此事记忆犹新，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对旁边的几个人说：“在那种场面，讲那样一段话，可是需要勇气啊。”
我说：“也需要接受惩罚。”
他说：“我听说了，贬到山东一年。不过，你当时没进北平也好，那里面五花八门，你应付不了的。”
在那次发言后三天，我接到华北大学调离的通知。通知说，现在山东已经解放，山东分局来函，要求华大在干部人员上提供支援。赵俪生同志是山东人，理应支援桑梓……云云。我看了公文后对妻说：“我被开除了。”
赵俪生所述的这一切，陈寅恪不见得知道，但对政治与人事比较敏感的他完全可以从飘浮的空气中感受到时代的冷热，以陈氏的性格和思想，不愿充当“被征服者”而北返“受降”已是必然。对此，在清华与陈寅恪做了几十年同事的冯友兰，曾引俞樾会试典故引出陈寅恪学术思想之根本。遥想当年，浙江湖州府德清县才子俞樾（南按：红学家俞平伯曾祖父）道光庚戌进士，改庶吉士，以复试诗有“落花春仍在”之句，为曾国藩所赏识，散馆授编修，俞樾因其名所居曰“春在堂”，所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
按冯友兰的诠释，曾国藩之所以赏识这句诗，除本身是留恋光景的佳句，当别有所感，即“西学为用”。中学的地盘必有许多为西学占据者，此乃“花落”也。但“中学为体”，则乃“春仍在”也。陈寅恪曾言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所乎湘乡南皮之间。”而湘乡（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之乱是名教中的“奇变”。所谓名教，就其广义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洪杨之乱就是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斗争，就是名教与反名教的斗争。曾氏本人也主张引进西方文化和科学工艺，但要使之为中华文化服务，即“同治维新”的主体。而南皮（张之洞）则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并用八个字作了概括，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湘乡、南皮之间”的议论。诗无达诂，俞樾这句“花落春仍在”的诗，可以看作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寓言。
由俞樾的诗和曾湘乡、张南皮的思想一路延续下来，便有了王国维与陈寅恪在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的内心痛苦，从而在社会剧变和鼎革之际，王、陈二人，一则自沉，一则突走。据此，冯友兰认为：“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冯氏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陈寅恪突走的不易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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