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诡谲之处还在于，就在史绍宾抛出《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的当天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出中央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消息之后，接着播发了新华社另—条电讯：
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社论，痛斥“三家村”反党集团，连带地提出北京大学也是前北京市委控制的一个“最顽固的堡垒”。
此前的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等人书写、火药味呛人的号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指责陆平、彭佩云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全国人民“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在大字报内容播出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出由江青、康生等人实际掌控的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了原来的领导班子，陆平、彭佩云作为“黑帮分子”被革职查办。
6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称：“现在，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打响了第一炮。这张大字报在电台上一广播，在报纸上一发表，全校人心激动，一片欢腾。无产阶级革命派扬眉吐气，左派队伍迅速扩大。千万张大字报，像排炮一样，打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头上。”
就在千万张排炮一样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反动分子”头上狂轰乱炸之时，有几张不幸落到了历史系教授汪篯的头上。因了这几张大字报，汪篯命赴黄泉，成为北京大学“文革”中第一个罹难者。
汪篯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后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拜在陈寅恪门下读研究生。1940年6月，陈寅恪受牛津大学之聘离昆去香港转赴英国讲学，汪氏又受郑天挺指导，后随史语所迁往李庄板栗坳，与张政烺、任继愈、逯钦立、杨志玖以及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等人一起在李庄居住生活达六年之久。在读书和做研究期间，享受傅斯年专门批发的每月30元津贴补助。据当年与汪氏同在李庄生活的同学周法高回忆：“汪篯和下一届的研究生王永兴都是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之下念中国中古史的，汪篯的硕士论文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关于汪在昆明、李庄时期的学习、生活状况，周法高的评价是：“汪篯人很聪明，可是读书没什么恒心和耐心，有时好多天不看书，有时好多天挑灯夜读。这种起居无节、作息不时的习惯，不大适宜做沉重的学术研究。
《论语》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顾炎武的诗句说：‘道远不须愁日暮。’胡适先生晚年时常提到这句诗，意思是说：不必愁年纪的老大，路程的遥远，只要有智慧有毅力有恒心就可以一直向前完成大业。汪篯是属于智慧型的，而缺少恒心，我在后来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发表。不过由于他的聪明、博学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学里作教授，也许很叫座。在某些中国史大学教科书前面，有时看到他列名于集体编撰者之中。1954年，中国科学院曾经决定请陈寅恪先生由广州岭南大学到北平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长，就是派汪篯去的，后来陈先生没有就聘。”
周法高所言大体不差，就汪的才分而言尚属人中少有的才子，只是缺了一个“恒”字，这个说法得到了资料的支持。1942年2月6日，郑天挺曾为汪篯留校事致函傅斯年征求意见：
汪篯人甚聪明，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规律，用功时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时或竟数日不读书，以故论文尚未做好。弟个人颇觉其将来可有希望，前言之汤公（用彤），欲俟其毕业后留之北大，不知兄意云何？
让郑天挺失望的是，汪篯随史语所自李庄返南京后，没有留在史语所工作，也未能进入北大，而是远赴吉林长白师范学校教书。是否傅斯年也与周法高有同样感受或有其他复杂的原因而没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有据可考的是，汪篯对北方严寒感到极不适应，并不断致函郑天挺诉苦求援，希望导师能“拉学生一把”，让自己重返北大。1947年4月9日，汪在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自来吉林，十旬瞬届。……关外奇寒，去冬特甚，经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尤甚时竟至零下三十八度。……坚冰在须，亦属常见之景象矣。……虽燃壁炉，仍未能免［于奇寒侵袭］也。”继而说教学工作之忙乱与生活之无趣，“益感心力交疲，精神全竭，以是亦大少研读进益之余暇。长此以往，心致孤陋寡闻，不能复振，宁不可哀？！故企盼吾师遇有机缘时，予以提携为感。”最后特别强调“名义、待遇，在所不计”。
正在郑天挺为汪篯重返北大想方设法时，汪实在耐不住长白师院的生活而卷起铺盖欲自行离开。当他得知陈寅恪已回北平清华大学任教后，在未受到任何机构聘用的情形下，以他固有的性格和特殊的读书、处事方式，只身来到陈寅恪家中要做陈的助手。陈寅恪一看这位昔日弟子如此莽撞与天真热诚，出于同情和爱惜，便把汪氏留了下来，与从北大借调的弟子王永兴共同协助陈氏著述。半年后，经陈寅恪与郑天挺、傅斯年、胡适沟通，为照顾陈氏面子，也为了却郑天挺等人的一块心病，北京大学决定聘用汪篯为副教授，并以此名义继续做陈的助手。于是，汪篯在陈寅恪南飞之前这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拿着北大薪水为清华导师服务的特殊人员。这两年多的时日，汪篯吃住都在恩师家中，与陈寅恪朝夕相伴。而他的人生经历也与导师相似，年近四十岁才成就婚事，在北京安了个简单的家。
历史赋予这对师生的最后两年中，汪篯显然比在昆明和李庄时期用功、用心了许多，并得到了陈氏治史方法的真传。这个时期的汪篯不仅协助陈寅恪著述与修改、校正书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陈氏所接受和采纳。尽管在以后的几年，汪氏像他的同学周法高所言，没有发表太多的研究论文，但在中国史学界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同行瞩目与尊重也是事实。这一事实用传记作家陆健东的说法，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汪篯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大部分都有独创性”。据说后来汪氏也开始静心治学，准备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可惜时不我待，“文革”不期而至。有人说，假如汪篯不是在生命的中途自杀身亡，其学问之造诣与成就并非在台湾孤岛上自视甚高的周法高辈所能望其项背的。惜哉天不假年，汪氏英年早逝，遂为后继乏人的中国史学界又添一悲剧。
1948年底，当陈寅恪与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南下之时，年轻的汪篯没有排在傅斯年拟就的“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而留了下来。当然，即使名单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时思想已急剧变化的他也会与恩师分道扬镳，毅然决然地去走他的阳关大道的。留在北京大学的汪篯很快成为中共所信任的人物和新时代的宠儿，并于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作为北大教师队伍中一颗腾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带职学习，很快成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与前程不可限量的中共后备领导人才。
1953年10月，以中共延安时期有名的大才子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作出几项重要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以便更好地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让中共实际控制的大陆地区人民尽快走上马列主义这轨道上来。这个方案上报后，得到了高层人物的嘉许，著名才子陈伯达高兴得三天三夜不能合眼。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声称：“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云云。由于中共上层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关注并不时下达一点诏谕，陈伯达、郭沫若辈未敢忽视偏居于西南一隅、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的存在。鉴于陈氏在学术界的赫赫声名与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陈、郭等在拟定的历史研究所所长名单中，颇为识趣地作了如下安排：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第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个所的所长。
这个名单很快得到了最高当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认可，但就陈寅恪的性格和一贯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能否痛快地北返并出任所长一职，一时成为操作者们没有把握、颇感头痛的难题。
当年陈寅恪离开北平南飞时，据他自述，多半是因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自己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云云。但据浦江清日记载：陈寅恪此前早有南行之意，“上回我为了系中同人提出添聘孙蜀丞事，特地去看他，征询他的意见。陈先生说，此刻时局很危，不宜在此时提出。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清华要散，当然迁校不可能，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又说：“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
陈寅恪没有听从浦江清幼稚的规劝，毅然为“避秦”而南飞。只是令陈氏想不到的是，随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他此前预想的中国再现南北朝格局的事实化为泡影，国民党的地盘只有一个海峡阻隔的台湾。此时奉命主持史语所和台湾大学的傅斯年，数次致信陈寅恪，请其赴台到史语所与台湾大学任职。陈寅恪心理复杂，犹豫不决，始终没有对这位老友的邀请作出答复。陈氏当时的心境与真实想法，后世研究者已很难窥知，唯可沿着历史脉络和陈氏性格推想的是，假如陈寅恪响应傅斯年的呼唤登船赴台，一旦孤岛失守，一家老小又何以自处？而落入作为“解放者”出现的中共军政人员之手，又情何以堪？事实上，当年与梅贻琦一起南飞的清华数学系教授杨武之，也就是后来的诺奖得主杨振宁的老爸，抵达南京后转赴昆明接家眷到上海，迎接“解放”。当清华“解放”后，新的主人却把他一脚踹出圈外，拒绝续聘，理由当然是他追随梅贻琦出走的“罪过”，杨氏在清华兢兢业业服务16年的业绩也一笔勾销。此举对杨武之极大刺激，只好留在上海，投奔同济大学任教。经清华当权者如吴晗等人的一击，杨武之身体很快垮了下来，1952年再转入复旦大学任教，未任多久即因病回家休养，精神郁闷，甚感苦痛。直到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一起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杨武之才引起中共高层的重视，但此时杨氏已年过六十，且已退休，无法以在职教授身份实现重返清华园的梦想了。中共高层只是令有关方面对此多加照顾，并把杨振宁的岳父、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前线总指挥杜聿明将军作为“特赦”战犯从监狱里放出来，以示给杨振宁一点面子和争取的砝码。据清华物理系教授虞昊说，杨振宁自美国退休后到清华居住，并给大一学生上课，还带研究生，清华领导方面的邀请是一个方面，但杨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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