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吴晗来说，仿佛一眨眼间，时间就到了1966年6月3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达一万六千余言的文章——《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文章的作者就是手摇尚方宝剑，见血封喉，令史学界大小知识分子闻风丧胆、哭爹喊娘唯恐不及的超级红色巨兽——史绍宾。
按史绍宾的说法：“全国解放前夕，胡适匆匆逃出大陆，丢下了一批档案，其中有吴晗和他的来往信件。这批档案，后来保存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由该所有关负责人直接掌握。”又说：“从去年十一月对吴晗的《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来，大家一直期待着，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的同志能充分发挥本所同志的专长，利用本所的优越条件，特别是他们所掌握的胡适档案，积极投入这场斗争，揭露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真实面目。令人奇怪的是，几个月来，全国范围内对吴晗的批判进行得这样激烈、这样广泛，许多拿铁锤、拿锄头、拿枪杆的工农兵群众都拿起了笔杆，参加了战斗。而众所瞩目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该所个别当权者的领导下，却冷冷清清，不见动静。”
鉴于近代史研究所领导者装聋作哑的态度，早已对这批材料垂涎三尺，于摩拳擦掌中等得不耐烦的史绍宾们悄然来到近代史研究所，想从中捞取部分干货，以便制成打击吴晗的炮弹。想不到竟吃了闭门羹，对方拒绝交出任何材料。正在史绍宾们于资料室胡乱转悠之时，突然看到了一个上书“胡适档案目录”的资料柜，打开一看，胡适与吴晗来往信件的案卷目录写得一清二楚，但对方却以只有目录，信件“拿到城外去了”和“保密”为由，仍拒绝其观看。如此往复折腾了十几天，史绍宾只摘抄了两封信并于《人民日报》1966年4月13日以《胡适与吴晗》为题发表并进行了批判，其他更为高级的干货仍未得手。
正在史绍宾们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之时，由近代史所主办的《历史研究》于这年第三期披露了吴晗与胡适的十三封通信并进行了评注。史绍宾们见一次竟有如此多的信件披露，而此前自己一番辛苦奔波却只得了一点残羹剩饭，像叫花子一样被打发出门，恼羞成怒。于是，在已成为“文革”新贵的尹达具体指挥调度下，“史绍宾写作组”很快将这批信件重新编加按语，作为集捆式重磅炸弹于《人民日报》一齐发射而出。
为发泄当初上门遭拒的激愤之情，在“铁证”亮出的“前言”中，史绍宾先是将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黎澍骂了个狗血喷头。质问黎澍“为什么一个多月以前许多单位向你们借阅这批资料的时候，你们百般刁难？为什么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的反革命的历史已经真相大白的时候，你们才匆匆忙忙公布这批资料？”答案是“为形势所迫，是为了掩盖你们自己包庇吴晗罪行的资产阶级立场，给你们自己脸上抹粉……还有一个可耻的目的，那就是向一些积极批判吴晗的革命者暗放冷箭……攻击被你们称为‘想在二十四小时里就一鸣惊人的人’”。而“你们的矛头究竟是指向谁？我们看来，只能是指向今天那些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同志”。
与“前言”同声相应的是，当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标题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社论言辞犀利，杀气弥漫，在引用了毛泽东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光辉理论之后，含沙射影地对近代史研究所以及领导者之一黎澍痛斥道：“霸占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在某些部门里实行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职权，大放毒草，压制无产阶级左派的反击。他们对革命的史学工作者，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加以打击。他们像奸商一样垄断资料，甚至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已经被揭穿之后，还隐瞒关于吴晗的史料，包庇这个反共老手。他们简直是史学界里十恶不赦的‘东霸天’、‘西霸天’。”
社论在结尾处，严厉警告以黎澍为代表的“恶霸”与“老爷”们：“对于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史学阵地，我们就是要去占领。在你们看来叫‘侵略’，在我们看来叫‘夺权’……在你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地盘上，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正因了史绍宾与代表中央口径和政治态度“社论”的喊打，《历史研究》被迫停刊，主编黎澍从此被打入另册，接受批判与劳动改造，开始了为期八年的苦难历程。
此前的若干年，吴晗应一些报刊约稿，陆续写了一些自传中夹杂了鼓吹社会主义好得不得了的短文，后来结成《春天集》出版发行。在讲述自己早年求学历史时，吴晗说道：二十年代末期，我“到上海进中国公学大学部，念了两年”。“在中国公学的最后一学期，写了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这篇论文是在胡适之的中国文化班上写的，他很赏识。这学期结束，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一九三一年夏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还是由胡适之介绍，系主任蒋廷黻给我一个工读生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小时，每月得十五元的报酬。”
1959年，吴晗在《我爱北京》一文中，又讲述了自己留校任教的往事：“那时候大学中间有句名言：‘毕业即失业！’大体上，每个人在毕业前一年半年就得费尽心思，计较上哪里去。”“毕业后，因为我专治中国历史，专治明史，当时各大学的历史系还没有开明史课程的，我就被留在学校，讲明史。”——这些回忆，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一些吹牛皮兼抬轿子的应景文章，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但后来就变得大为不同和十分重要了，重要得竟要了吴氏的卿卿性命。
以尹达为掌门人的史绍宾，此次在《人民日报》亮出的“铁证”，时间跨度为1930年至1932年，大体围绕吴晗由上海到北平，并由胡适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的一段生活，其中一大部分牵涉到了吴晗当年吹牛的回忆文章。“铁证”白纸黑字地将当年的实情真相一一列举开来，令读者不容置疑。如：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零年三月十九日）适之先生：
去年我做了一篇《中国古籍上之南洋诸国研究地名索引》，是预备做南洋诸国研究的初步工作材料，是把二十四史、稗史、唐人宋人笔记小说等等有关于南洋的图书汇集的分析起来，做成功一个索引。今年开学的时候，我又找到几部书，预备把它重新编制一下。
上星期在整理《佛国记》的时候，忽然引起我研究法显的兴味，内中有几点：
1。《佛国记》称中天竺为中国（自称则为秦人汉人）。
假能找到达摩瞿缔与高德沙门之生卒葬期，则法显回时之年月问题当不难解决了。
因为先生现正在研究佛教史料，所以我把我的疑问提出来，写信给先生，并且希在可能范围以内给予我下列几点帮助……明知先生现在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希望先生能化（花）几分钟的工夫给我一个回信。
学生 吴春晗（吴晗原名）上
三月十九日［史绍宾］按：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四年，胡适为什么对佛教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企图乞灵于菩提达摩之流的幽灵，来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效劳。吴晗知道胡适“正在研究佛教史料”，急急忙忙投其所好，以作进身之阶。
胡适向当时的“少年朋友们”兜售实用主义的“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吴晗就向他献上谀词：“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这就是说，吴晗是心甘情愿地请求胡适牵着他的鼻子走，走上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路径”。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零年六月二十九日）适之先生：
《胡适文存》二集卷四P。174《跋红楼梦考证》有这么一条：
“（3）曹雪芹的儿子先死了，雪芹感伤成病，不久也死了。据此，雪芹死后，似乎没有后人。”
前几个月我做《西王母与昆仑山》的时候，翻了很多书，当中有一部清梁恭辰《北东园杂录》（道光癸1843A。D。），内中有一条提及此事，当时把它钞下来，预备你来中公的时候来问你，可是终于没有机会。今天翻读《胡适文存》的时候，又看见了这一条。连忙去找从前钞的来对照，又忘记夹在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把梁书提及的大意述之如下……学生
吴春晗 六，二九。又，我下半年要转学到北平燕大去读历史系去，想请先生写一封介绍书，不知道可以吗？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零年×月二十八日）适之先生：
先生的《红楼梦考证》页三十七，以敦诚兄弟的诗断定曹雪芹的生卒时代——生约1715—1720，死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这是一个极精确的论断，但是先生的话只是假设，并没有什么强硬的同时代的证据。
近几天在《延芬室稿》找到一些可以证实此问题的材料，特地钞了献给先生……以上这些是因为我先做了《延芬室稿》中的《志学编》的跋，近几天重读先生的考证，见有引永忠的去处，便开始注意这部破稿本，果然找出这么一些来，高兴极了，立刻写信告诉先生。
据这书的内含而论，内中一定还有关于曹雪芹的诗，我明天还要细细地找去。（因为纸已陈旧，只能慢慢地翻）或者再有发现，亦未可知。
敦诚一辈人的生卒事迹，有否再考查的必要？假使先生要，我可以把一切永忠和他们投赠的诗钞奉。生卒也有查出的可能。
明陈文烛的《二酉园文集》有沔阳卢氏《湖北先正遗书》本，已请图书馆购得。附闻，专此谨颂康健。
学生 吴春晗上 二十八日晚［史绍宾］按：胡适关于
《红楼梦》的“研究”，是洋奴买办文化的一个标本。“适之先生”作了“大胆的假设”，“学生吴春晗‘连忙’小心的求证”。
一九六二年五四青年节，吴晗在《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这篇讲话中，坦率地向
藏海花
老九门
美人为馅
分手再说我爱你
赏金猎人
诡灵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