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毛泽东向一位分管宣传的领导人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毛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他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看狱的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本人还是忠心耿耿的……”毛讲完，指示这位领导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做宣传工作。
既然涉及明史，就不能不想到号称明史专家的吴晗。这位领导把毛泽东的指示给吴晗讲过之后，鼓励吴来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一听是毛主席吩咐，吴晗自是受宠若惊，并施展才华很快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刊登在同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毛泽东讲的那段海瑞的故事，也是明史《海瑞传》中的内容，中心思想突出海瑞的“敢”字，即不管是天王老子，还是神仙皇帝，他都敢乱骂一通。之后，吴晗以极大的热情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其宗旨和主要内容仍然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着重宣传海瑞敢说话、敢说真话、敢骂人的“三敢”精神。在吴晗所写关于海瑞的一系列文章中，最受瞩目的一篇是《论海瑞》。此文写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发表于庐山会议之后。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海瑞一生的功绩，对海瑞的“三敢”精神和做法在鼓与呼的同时，给予充分肯定。
庐山会议之后，吴晗把这篇文章送给参加过此次会议的一位领导人看，这位领导把毛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对吴晗讲了出来。出于政治形势考虑，在发表此文之前，精神上早已站在御用文人行列，具有投机心理的吴晗又画蛇添足地加入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等与全文毫不相干文字。——既然是赌博性投机作文，关键体现一个“敢”字和“赌”字，至于相干不相干，在吴氏眼中已不重要了。
1959年9月，善于闻风而动、四处察看政治动向的北京京剧团演员马连良，隐约感到海瑞这个人物在新的政治斗争中“有戏”，于是主动约请吴晗把海瑞的事迹改编成京剧。尽管吴晗对戏剧创作完全是个外行，但由于海瑞在新的阶级动向中是个“有戏”的人物，便答应下来，并在京剧界一伙苏秦、张仪式的策士及一批三国时代杨修与蒋干式才子的帮扶下，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京剧《海瑞》剧本。此时的吴晗无论是对剧本艺术，还是对政治风向都没有实底，为防止马失前蹄，或弄个三国时代的蒋干盗书——两来无功的悲惨结局，决定征求一下文化、戏剧界大佬们的意见。想不到这帮大佬对剧本的戏剧情节是否连贯尚能说个一二，但玩起真正的政治自是票友水平甚至是连票友都不如的一群糊涂蛋。如此这般，在这群糊涂蛋们一番鼓噪吹捧之中，吴氏剧本于1960年底开始彩排，并改名为《海瑞罢官》。
这时的吴晗和马连良没有想到，《海瑞罢官》一剧公演后，得到的反应是“毛主席很高兴”。未久，毛泽东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受宠若惊，饭桌上手与脚一齐哆嗦已属必然。马氏出得中南海，仍满面兴奋地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主席的赞赏，可见这个宝是压对了。听说毛主席肯定，文学艺术界的大佬们自是奋起欢呼，于是，喝彩之声铺天盖地，廖沫沙等大佬发文惊呼一个历史学家居然能写出京剧剧本来，打破了“史”和“戏”的界限，为中国新文艺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良好开端云云。
就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肯定，马连良山呼“毛主席真伟大”，廖沫沙等辈狂赞吴氏打破了“史”与“戏”的界限，成了无所不能的干才加天才时，远在上海的一个人，却表示了不同看法并生发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此人就是抗战期间吴晗在西南联大的同事施蛰存。施在后来对吴晗的回忆中，先是述说了吴是自己同辈人飞黄腾达得最快的一个，因此也就助长了吴的自信与骄气，如“他那篇《海瑞骂皇帝》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时我看到后，就震惊于他的鲁莽无知。后来果然，这篇小文章成为他的大罪状”。
施蛰存时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了有名的现代派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对人物的臧否有一部分合乎事实，比如吴晗的“自信与骄气”；有的则文过于实，像《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带来的杀身之祸，很难想象当时的施氏已具备如此精明锐利的政治头脑，在翻云覆雨的政治旋涡中一眼就看出了吴晗“鲁莽无知”，且有倒大霉的先兆。如果施氏有这种本事，早就先于吴晗“飞黄腾达”了。要说施蛰存把自己比作料事如神的诸葛武侯，把吴晗比作不成器的阿斗或许有些不妥，但说施氏这种推断属于“事后诸葛亮”也许并不冤枉。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吴晗确是因了这几篇御用作文的发表引火烧身，触了霉头，以至酿成了死无葬身之地的人生悲剧。
1965年11月11日，吴晗从外地开会回来，和往常一样来到寓所西屋的书桌旁，准备翻阅学习当天的报纸，以便与时俱进，再弄个海瑞的哥哥或爷爷之类的人物写一写，让毛泽东一高兴请自己到中南海撮一顿儿。只是他和那些或真心或假意的敲边鼓者如廖沫沙辈没有想到的是，晴空突然传来一声霹雳，众皆倒地，且在倒地的过程中踩破了秤砣——暗伏在不同角落里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才子加美人，早已磨刀霍霍，借机登台亮相。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围绕着海瑞这具僵尸腾跳飞舞开来。
吴晗刚坐下，妻子袁震从正房走过来，她脸色惨白，指着桌上那张头一天的《文汇报》，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就悄声走开了。吴氏顺手打开报纸，原来刊登着一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断章取义，大有蛮不讲理的势头。本想不去理会，但出于一种政治敏感又认真地看了一遍。当他读到文章最后一部分时，大吃一惊。文中说道：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这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
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吴晗读了这段话后，愤慨之余，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一番，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也不太相信这篇文章仅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隐约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应该说吴晗的这个预感是对的，未出几个月，大树梢头已响起了飓风的呼啸之声。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文化批判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点了吴晗、翦伯赞两位史学界大佬的名并旧事重提，说他们是反共，是国民党，并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云云。同时，毛泽东还因上海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搞“独立王国”。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连两次同康生单独谈话，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特别指出，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以及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后，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云云。
3月31日，康生回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同时把消息透给了江青。与康生同系山东诸城籍人士且关系友善的江青闻讯，自是心领神会，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对吴、翦等辈和背后“大学阀”的讨伐，形势随之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拿出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罗列了《提纲》3条罪状。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被胆大包天的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两篇文章。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长篇战斗檄文。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自此，报刊上批判吴晗的调子再度提高，态度也更为激烈。
自5月8日开始，京沪两地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江青化名的高炬、关锋化名的何明，以及姚文元、戚本禹、阎长贵等辈的文章，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并搞出了一个“三家村”的靶子。所谓“三家村”，乃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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