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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灵谷塔下付劫灰(第1节)

作者:夜夜笙歌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三部:离别》[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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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李秀成运动方兴未艾,波及社会各阶层的“四清”又成燎原之势。这场自1962年底开始的、由中国农村逐步推开的政治运动,最初的口号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查历史、清查思想、清查政治、清查经济”运动。又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清查中,斗争对象由农村和城市的贪污腐败分子,逐渐出现带有个人恩怨和严重政治倾向的阶级斗争,重点集训、戴钢盔、立罚规、搜查、批斗、群殴等现象开始大规模出现——这是全面混乱的十年“文革”的前奏。
在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曾在学术界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红色巨头杨献珍、孙冶方、翦伯赞、罗尔纲等辈,遭到公开点名并被当权得势者提着脖子拎出来大加批判。曾昭燏虽在此前的几场运动中侥幸躲了过去,但当运动来临时,感到了一种更加剧烈的痛苦、迷惘与恐惧。按照“四查”的行动原则,曾照燏除了自信经济上无问题可查,“历史问题”则无话可说。曾氏家族被定为“反革命历史家庭”已是铁板钉钉,且这个钉子还是拐了弯的铁案。而在思想、政治上,曾氏始终认为这是悬在自己头上的一把利剑,时刻有落下并刺向自己头颅的可能,必须拼尽全力来应付这场对自己凶多吉少的风浪。此时曾昭燏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明显消瘦无力,无精打采。这年3月,曾昭燏在巨大的压力下导致精神崩溃,患上了忧郁症,不得不入住南京丁山疗养院接受医治。
1964年12月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当曾昭燏躺在病床上收到烫金的代表证书时,先是目光呆滞,毫无表情,而后潸然泪下。送证书者一看对方精神状态处于崩溃的边缘,遂好言相慰,令其放下一切思想包袱与生活烦忧,勇敢、理性、热情地投入伟大的“四清”运动中来,展开双臂拥抱火热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云云。面对风雨共济几十年的老同事那充满善意和真诚的目光,曾昭燏凄然地说:“别再宽慰吧,我不行了!”
此时曾昭燏的心境如同曾国藩晚年“心力交瘁,但求速死”的诅咒,她心如死灰,感到活着已了无生趣,对生命的最后一点留恋随风飘散。十几天之后的12月22日,曾昭燏主动提出要用南京博物院的小轿车送为她治疗的医生回家。当送回医生后,她对司机淡淡地说:“去灵谷寺吧,我想散散心。”司机会意,驾车向灵谷寺驶去。
灵谷寺位于南京中山陵东,最早修建在紫金山独龙阜,是紫金山风景最胜之区,原名开善寺,乃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梁武帝萧衍为葬其师宝志和尚所建。寺内葬有名僧宝志和尚遗骨,造有志公塔,唐代更名宝公禅院,南唐改称开善道场,北宋称太平兴国寺,明初改名蒋山寺。明洪武十四年(1318),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在独龙阜建明孝陵,遂将寺与塔迁移于后来的中山陵附近,并改名灵谷寺。当时的灵谷寺规模庞大,占地500余亩,山门上书“天下第一禅林”,后寺院毁于兵燹,仅存无梁殿。清同治六年(1867)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原址上修建“龙王庙”,成为民众祈雨之地。1931年,国民政府在原寺址始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1935年建成,在公墓的中央安葬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阵亡的128名将士的遗骸,其中有威名赫赫的十九路军70名,第五军与宪兵团58人,这些名字作为中国国民党军人顽强精神的象征,受到社会各界的瞻仰纪念。新中国成立后,此处改名为灵谷公园,但习惯上仍称灵谷寺。寺内有一标志性景点灵谷塔,塔高66米,九层八面,底层直径14米,顶层直径9米,为花岗石和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1933年建成,当时称阵亡将士纪念塔,俗称九层塔。塔内有螺旋式台阶绕中心石柱而上,计252级,每层均以蓝色琉璃瓦披檐,塔外是一圈走廊,廊沿有石栏围护,供游人凭栏远眺。塔上有蒋介石亲笔手书“精忠报国”四字,以及蒋介石所撰“黄埔军校第一至六期同学录、序”各一篇,分别由戴季陶、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书丹。
曾昭燏乘坐的小轿车悄然停在了灵谷寺前,她把一包苹果送到司机怀中,轻轻地说:“请你吃着,等我一会儿。”说毕打开车门,匆匆向灵谷塔走去。在塔下茶室,曾氏逗留沉思,又拿出笔在一个小字条上写着什么,写毕将纸条装进大衣口袋。在外面等候的司机似乎感到了一点不祥气息,急忙弃车走进茶室,曾昭燏表情木然,把大衣脱下交给司机,让其在此稍候,自己要到塔上散心,言毕即登上塔梯向上攀缘。十几分钟后,外面游客忽见高耸的灵谷塔上,一个身影凌空一跃,如同天空一朵瑰丽的彩云飘然而下,悠忽间落入枯草丛生的石阶,鲜血喷溅处,枯草被染成殷红——一代女杰与世长辞。
据有关部门派来的验尸者说,曾氏是从灵谷塔第七层跳下,属自杀身亡。后在其交于司机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一个小字条,上写“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由于记载曾昭燏生命轨迹,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手材料,因复杂的历史原因未能公布,不免让外界对曾氏的死因产生种种猜测甚至妄言。
当时任南京博物院办公室秘书的梁白泉回忆说:“曾昭燏跳楼之前,曾投到邮筒一封信给我,她死后,全院被有关部门封锁,这封信落到了省委统战部有关人士手中,上面写的什么内容,我现在仍一无所知。”
据梁氏推测分析,曾昭燏的自杀,除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牵涉曾氏家族与她本人,使她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造成巨大心理压力,还有下面几件典型事例,也是导致她最后走向毁灭道路的深层原因: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地主阶级被打倒掀翻,除了被押赴刑场或枪决,或乱棍打死、乱刀砍死外,其罪小恶少的地主家属如老人与“狗崽子”外加“狗腿子”等大多被扫地出门,流落街头。湖南湘乡荷叶塘曾家一个老年“狗腿子”——头戴瓜皮帽、眼戴老花镜的账房先生,在被扫地出门后因一时生活无着,于五十年代早期辗转来到南京求助于曾昭燏。当年在家乡生活的曾大小姐,是在账房先生的尊崇与爱抚下一天天长大成人的,二者自有非同寻常的感情。尽管事隔多年,面对故人求助,曾昭燏毫不犹豫地接待了他,并做了力所能及的招待和救济。大约与这位账房先生在南京见面的某个夜晚,二人谈到了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的情况,以及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险恶处境。出于一种自保、自救的心理,曾昭燏把一直压在她箱底秘不示人的湘乡曾氏家族(南按:或许只是曾国潢一支)的地契、房契等被中共认为“变天账”的证据,全部秘密烧毁。后来随着“精神洗澡”不断深入,曾氏猛然顿悟,认为当时应该把曾家的“变天账”全部无条件地交给“组织”,不应由自己悄悄烧毁,立感这是自己所做的一件对党对人民不可饶恕的罪行,遂产生了悔恨、责己之心,精神压力骤然加大。
梁白泉的说法得到了书面材料的支撑。曾昭燏在向组织提交的“供词”中,在谈到“我的童年”一段时说:“在我满六岁的时候,母亲即从衡阳请了一位贫寒的读书人来做我们(那时我还有位姐姐在世)的老师,此人名曾筱屏,从辈分算,是我们的叔父。”另据曾昭楣回忆说:“族叔筱屏老师从姐[昭燏、昭懿]教起(长沙两兄另从一师),至我读书,整整在我家教了十八年。姐学得最精,诗词歌赋,无所不能。后人艺芳攻读六年,学行俱佳。”1920年,曾昭承与昭抡兄弟皆在国外留学,而这一年天下大乱,土匪活动猖獗,曾昭燏全家整日生活在恐吓之中。曾昭燏回忆说:“我们不敢在家里住,总是这个佃户家住一晌,那个佃户家住一晌,回到家里来,也是偷偷摸摸的,晚上读书,点灯的时候,要把窗户全遮了,怕外面看见,夜里不敢在正房里睡,躲到书楼上去睡,我们孩子们还把砖砌成一个个的空洞,准备土匪来的时候躲进去。有几次听见门外响动,竟从床上爬起来,往菜园里跑,准备越墙逃走。这种恐怖的生活,使我对于这个古老的家庭,老是怀着一种阴森忧郁的感觉。”
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有一天,曾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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