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曾昭燏的二哥、时任教于西南联大的曾昭抡也发生着变化，并逐渐向政治祭坛靠近。这一转变，从曾氏留存的1940年日记可窥其一斑。5月25日，曾昭抡记载道：
晚七时半，联大化学会在昆北五号开会，欢送毕业生，挽我出席。到会学生共五十余人，惟女生则一人未到。教员中只有杨石先、曹本熹与我三人。今晚我之讲演，大为成功。内容系勉励学生，于今后十年中，努力奋斗，以求一生事业之成功，且不妨怀有极大之野心云云。
同年12月18日又记载：
五时，应约往访仲兄（南按：曾昭承）。仲兄相告，谓胡小石告彼，党部向重庆告密，谓林同济在此组织新政党，以《战国策》为其机关刊物。其常相往来之友人中，以我列第一名。按《战国策》论调右倾，主张独裁，与我之政治主张，正系相反。此项消息，真是离奇。暑假中林、何等与党部合作，举行学术讲演会，关系似颇亲密，不料今竟相忌至此。国民党之不能容人，于此可见。
出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对国民党的不满，到了1944年，曾昭抡索性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作为这个民主党派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与中共地下党携手合作，会同闻一多、吴晗等辈，与国民党或明或暗地唱起了对台戏。以此开始，曾昭抡彻底卷入政治旋涡，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争哲学风行的时代大潮中升降沉浮，直至惨遭横祸，命赴黄泉，算是为政治鞠躬尽瘁之一典型的悲剧人物。
对于曾昭抡的思想转变，曾昭燏深受影响，并由逐渐认同到敬佩，认为曾昭抡投身民主运动，纵论时局风云的气魄与决心，“为自己所钦佩”。在潜移默化中，曾昭燏原本有些动荡却被强压于内心深处的思想，像春雨过后的小草慢慢从枯枝败叶下探出头来，欲接受风霜雨雪的吹打与洗礼，其生长的根苗渐渐向以红色为主调的左方倾斜。到了1947年，几个隐形的助推器潜入她的身边，曾氏漂流的速度骤然加快，差一点漂出身在的江湖，跃上红色的彼岸。对此，曾昭燏列举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个案以示明证：
我的一位堂侄女曾宪楷忽到南京来，住在我这里。宪楷与我是中学同学，她有一位胞妹名宪植，在大革命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为叶剑英将军的爱人。在抗战初起的时候，因为统一战线的成立，宪植同着许多老同志回到了湖南，宪楷因之而与叶剑英将军、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许多老同志认识，常常往来。宪楷自己虽未参加革命工作，但对于共产党至少有初步的了解，她和我谈一切她所知道关于共产党的事，她说共产党绝对要文化，绝不会仇视知识分子，她劝我尽力保存着博物院这个国家文化的库藏，以待新时代的到来。她的言辞使我消释一切的疑虑，更积极地来做博物院的工作。
曾宪楷是曾国荃的重孙女，国立湖南大学文科学士、燕京大学硕士、历史学家。1948年底进入华北大学任教。这个历史上存在时间较短的华北大学，在国共鼎革之际，其地位盖过了国内所有公、私立大学。校长吴玉章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副校长成仿吾尽管是被鲁迅讽刺为“流氓＋才子”的所谓“创造社”成员之一，但他属于左翼阵营的急先锋，也是一位能量很大的人物。这个仅存活了一年多的革命大学，为中共培养了近两万名中青年干部，这些干部中的大多数，像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种子撒遍全国，很快在乡村城市生根发芽，成为中共建政后依靠的嫡系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铁杆机器。1950年10月，华北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根正苗红的中共第二党校，一直站在革命前沿阵地的曾宪楷也随之成为这所党校历史研究所教授，后一度出任副所长等职。曾宪楷诗文俱佳，有著作传世，终身未婚，晚年与其妹，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的曾宪植同住在一起。
直至20世纪末，对曾宪楷生平研究几乎一片空白。随着新世纪到来和以曾国藩为首的曾氏家族秘史被重新发掘、研究，其后世子孙亦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曾宪楷的事迹，特别是国共鼎革之际从事的一些隐秘活动也引起了研究者注意。据学术界初步研究的结果显示，20世纪40年代，中共高层通过叶剑英夫人曾宪植，令曾宪楷以隐蔽的身份，周旋于曾氏家族中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与其有姻亲关系的民主党派人士中间做“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手握中央博物院实际权柄的曾昭燏则是重点争取的对象之一，于是便有了曾宪楷肩负政治使命突来南京与曾昭燏同居一室的经历。
曾宪楷不辱使命，其目的显然是达到了，仅几个月，曾昭燏的思想就有了重大转变，并在政治上朝着红色彼岸奔涌向前。不仅如此，曾昭燏在准备突出国民党官僚体制和思想钳制的多重围困之时，也试图把身边的亲友、师生一同拉上彼岸，免得与蒋家王朝这艘古船一同沉没，其“政治思想工作”触角，竟伸向了国民党政府的铁杆支持者傅斯年。对于这段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的经历，曾昭燏在《自传》中作了这样的供述：
傅斯年……在思想上对我的影响相当的大……至于我对他怎样呢？我虽和他长期在一起，而且非常接近，但我看不出他反革命的本质，我看见他反孔宋，反对官僚资本，反对二陈，我崇拜他，认为他有正义感，我看见他生活的严肃，对于自己的刻苦，对于朋友的肯帮忙，我认为他的死心塌地的帮国民党，只是对于蒋介石私人的感情，而和社会主义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冲突。我佩服他的学问与才能，因为他始终如一的对我的关切与支持，我对他有“知己之感”。当抗战期间我还在四川的时候，我的思想不大能超越他的范围，直至抗战胜利回到南京以后，我逐渐认识清楚，而他愈来越反动，我不能正言劝他，因为他是很固执的，我只能用旁的方法，想使他和国民党脱离关系。在一九四七年，他要出国养病，而一再拖延，不愿出去，我用尽方法催他，通过俞大綵的关系催他，等他到美国以后，我又继续地写信去，劝他不要再回来。我希望他能逃过蒋家王朝覆亡的那一幕（我知道时候不久了）。免得他自己卷入旋涡中去，也希望他在国外能比较清楚的观察国内的情形，而改变他的思想，不过我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他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回到南京来，不到半年他便逃到台湾，不到一年南京便解放了。
尽管在傅斯年身上施展的连环妙法随着傅氏的归国而基本宣布破灭，但曾昭燏的政治热情却随着国共实力彼此消长，以及国民党腐败现象的膨胀蔓延而变得高涨起来。而与生俱来的“果敢、负气、质直”性格也在新的环境中得到了激活，“湖湘士风”的精神传衍已融入了她的身心并令其感到亢奋。当时俞大絪正在南京暂居，姑嫂来往频繁，在政治观念上已站在丈夫曾昭抡一边的俞大絪，亦无形地对曾昭燏施加着影响。曾昭燏回忆说：“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她在南京，我们时常见面，互相讨论问题，对于政治上的见解，她是大致和昭抡相同的，因此她对我可说有帮助。”
1948年1月，赴欧美考察原子弹制造方法的曾昭抡已由欧洲转赴香港待机归国，曾昭燏与之多有信函来往，曾昭抡劝这位小妹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倾向红色一边，最好要像一些急进的左派知识分子如清华大学的吴晗等人一样付诸行动，与二嫂俞大絪一起投奔中共控制的解放区参加革命。这个另类的设想令曾昭燏兴奋了好一阵子，但最终未付诸行动，其理由是：“第一，对于博物院认为是自己制造的东西，已经有感情上的留恋，不愿意在半途离它而去；第二，认为自己以前没有勇气参加革命，现在人家没有你，革命也可成功了，你去凑热闹干什么，不如保存着博物院，对于将来国家的贡献也许还要大些，而自己保存这个宝藏，总是有功无过。”曾昭燏这个说法既合乎情感又具有理性，应当是真实可信的。这年4月，中共山东兵团已攻克号称“鲁中堡垒”的潍县，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兵锋之强劲，大有饮马长江，直捣南京之势。国民党卫戍司令部于恐慌中急调城外宪兵进城守护，因事出仓促，进城官兵无房可住，军方欲强占中央博物院的房舍充作兵营。作为实际负责人的总干事曾昭燏自是不能相让，于是与军方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军方态度强悍蛮横，势欲开进，曾昭燏动用各种人脉资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了许多大官们出来说话，才没有让这些军人驻进来。”在这样一种危难情形下，曾昭燏要想一个人悄悄溜走，于情于理皆不相合，更无法向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同事们交代，她所做的只能是苦撑待变，以图将来。
这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开始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藏珍品运往台湾。曾昭燏认为此举不妥，力加阻止，但总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焦急忧虑中，只好致快函向当时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郑振铎、徐森玉等文化界名流求援。11月29日，曾昭燏得到徐森玉自上海发来的快信，内称“此意既出于行政院及教育部，本院在京理事又皆赞同，先生即不以为然亦无法违命。”
徐氏对曾氏的举措表示支持和同情，但深知大局如斯，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只有安慰而已。12月4日，国民政府军政大员在行政院院长室召开国立中央博物院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选择最精品文物随同故宫古物迁台。曾昭燏列席了会议并做记录，虽当场提出抗议，但无人理睬。盛怒之下，曾昭燏于12月6日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一函，曰：
立武钧鉴：
前日本院理事会开会，决议将本院所藏文物选择精品壹百贰拾箱运至台湾。此决议纯为诸物之安全着想，凡爱护民族文化之遗存者，必无异辞。惟是夜即闻招商局江亚轮在吴淞口外爆炸沉没消息。爆炸原因陈说不一，最大可能为触浮雷或船中置爆炸物，交通当局深以航行安全为虑。又昨日有从台湾来者，谓台湾屡次要求托管运动，皆一部分美侨策动主持。今美国态度昭然若揭。若万一南京有失，美国既不愿意放弃其军事根据地之台湾，又不愿卷入中国战事旋涡之中，最巧妙方法为支持台湾人要求托管或宣布独立。此运动若成，则所有运台文物恐无运出之日。此次遵照理事会决议，所选诸物多独一无二之国宝，若存京文物，安然无恙，而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
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职对此事虽无责任，然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各种危险，岂可缄默。望钧座陈之本院理事长，转商各理事，慎重考虑，权衡轻重，要求较安全之策，则幸甚矣。谨此上陈，伏乞垂鉴。并赐复为祷。祈请钧安！
职 曾昭燏谨上
卅七年十二月六日杭立武比曾昭燏大5岁，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安徽省公费留学名额，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其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担任名誉研究员，获硕士学位后返英伦继续学习，1929年获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并一度兼任系主任。1931年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1932年创立中国政治学会并兼任总干事，1933年在南京成立中英文化协会，此后中法、中比、中瑞、中美等文化协会亦相继成立。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美国联合援华会会长。1944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1946年转任政务次长，1948年开始负责运送国宝到台湾。
杭立武看罢台头光秃秃、连个“先生”的尊称也没赐予，且直呼“立武”其名的信函，甚为恼怒，认为曾氏是不可理喻的妄人，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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