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的死，除了他的家人、亲属、门生故旧陷入悲痛，有一个与陶氏似乎并无多少瓜葛的女性，在致唁电表示哀悼的同时，内心分外伤感凄凉。这位女性便是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
按辈分，曾昭燏与陶孟和属于两代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昆明初识还是在李庄为邻，只是偶尔有业务上的往来，并没有建立起亲近的私人关系。但到了抗战结束还都南京，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狂飙突进式的进展，二人对时局的看法和政治上的关系也发生了质变，开始作为一个沟里的盟友发表言论并双双引起中共的注意和重用。
抗战胜利复员之际，曾昭燏先后参加“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和“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等组织工作，由于此前李济辞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受领中国代表团赴日本追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等任务，李推荐的梁思成又表示舍南京而赴北平到清华工作，中博筹备处主任一职便由曾昭燏代理，1947年5月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兼任，曾昭燏担任专门设计委员、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这一时期，曾昭燏最为热心的是中央博物院建设事宜。
抗战爆发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匆忙撤出南京，拟定的博物院三个馆的工程建筑只完成了人文馆，而最重要的大殿等主体工程只完成了大半，且在日据期间又遭部分毁坏，急需扩充、整修、完善，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对于这段经历，曾昭燏回忆说：
1946年11月，伪国大的召开，等于替和谈关了门，但我没有注意这些事情，因为有新的工作占据了我。博物院负责人李济因他父亲的病而留重庆，南京方面的事全由我管，我便趁此机会，找到傅斯年、翁文灏两人，向伪教育部要了一大笔钱（伪国币廿三亿多）来修建博物院的陈列室，在一个多月之内，找建筑师作好了计划。要到了款子，招了标，与营造厂订立了合同……1947年1月，在曾昭燏具体操持下，中央博物院主体大殿修建工程开始，至年底按计划竣工，这座当年由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梁思成修订并最终定案的仿辽建筑的博物院，至此才算初具规模。此项工作使曾昭燏在政学两界人士和同事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其间，曾昭燏充分展示了她的聪明才智和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继大殿之后，一个造型优美坚固的陈列室又很快建成并陈列藏品向民众开放。在官场混乱、贪污腐化遍及宇内的堕落风气下，这座建筑透明得体的运转机制和不凡的业绩，犹如一潭死水掀起微澜，令人精神一振，朱家骅、翁文灏、胡适、傅斯年等政学两界的大腕倍加赞许。1947年10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曾昭燏女士邀在中央博物院吃蟹，饭后与俞大维谈。看博物院新建筑，甚赞叹其在大困难之中成此伟大建筑。”除了与曾氏友善的学界中人，即是国民党内部纯粹的官僚政客也不得不点头为这伟大的建筑与曾昭燏的主政能力表示由衷敬佩。
因了这一缘故，后来一度担任过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梁白泉猜测，曾昭燏之所以在1949年坚决地留在大陆，“很可能是因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大殿和陈列厅凝结着她的汗水和情感，也可能是她以为如日中天的考古事业还是在大陆”。这个推测的前半句自不待言，那渗透着自己心血的陈列室与博物院大殿，就像自己亲生的婴儿，当然是倾注情感与恋恋不舍的。而后半句则与当年夏鼐对郭宝钧所说的那句“我们还有前途”颇为相近。若从曾昭燏的生命轨迹与思想转变情形深入探究，又非如此简单，内中暗含的隐秘曲折自是复杂得多，此点从曾昭燏留存的日记和向组织部门提交的“自传”暗含的密码系统可以窥探出一点门道。
1951年10月3日，在大举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潮中，按上级组织部门要求，曾昭燏以戴罪之心、模仿湘乡荷叶镇曾氏家族所藏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兵败被俘所写的《李秀成供词》，写出了数万字的供状式《自传》，谋篇布局为十一个部分，目录如下：
一、我的家庭和它的经济状况二、我的社会关系三、我的童年四、我的中学时代五、我在大学读书和中学教书的时代六、我在国外读书的时代七、我回国后在抗战中的七年八、抗战胜利后三年零八个月的我九、我与美国人的关系十、解放后我的认识十一、总结《自传》按程序逐级上交，并经中央高层组织内查外调核实一番，作为“秘密”案卷封存于冰冷阴暗的铁柜中，除曾氏自己和少数几个参与调查者，外人对案卷内容自是无法窥知。后来有关部门对曾昭燏含冤去世平反昭雪时，曾氏的同事与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知识分子为其撰文纪念时，对她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在江山易色、政权鼎革之际的所思所想，以及政治思想转变的内因外力等仍是茫然无知，只能凭借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的，来替这位考古文博界杰出的女性说几句公道话，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一尴尬局面延续了几十年，直到2009年才得以打破。是年春，南京博物院在“纪念故院长曾昭燏百年诞辰”专题筹划中，由精明强干的龚良院长亲自出面，特别提请上级有关“组织”打开了陈封的卷宗，复制出了列入“秘密”级的曾昭燏《自传》的大部分，以作曾氏生平研究的参考材料。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秀成供词》被重新发现和定位一样，透过曾氏《自传》那一页页泛黄的纸片，许多悬而未决、争论不休的隐秘得以揭开。
从曾昭燏《自传》可以看到，湘乡曾氏家族子弟一直秉承曾国藩“耕读持家”的家训，以及“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的教诲，而子弟们也确实按照这位曾文正公指引的“大道”走了下去。只是这条路走得也不平坦，从龚自珍、曾国藩两代人意识到老大中华“颓世”难挽和“洋患”逼人，直到历史进入急剧变革又动荡不安的国民时代，这条“大道”渐渐淤塞成“小道”，最后竟变成了一条死胡同。悠忽间，社会进入了一个“革命”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鼎盛的1927年，鲁迅写下了这样的话：“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就在这鲜血喷溅，哀哭啸叫的“大时代”中，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幸或不幸地被裹挟于政治旋涡，并随着旋涡的消长而升降沉浮，于生死间游荡或者翻滚儿。诚如鲁迅在这一年冬天所说：“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时在湖南的大儒叶德辉被农民协会砍了头，在北京的王国维惊恐跳湖，皆缘于这一既可以得生又可以得死的“大时代”。
就在这股打打杀杀加“血，血”的“革命”声浪中，曾昭燏所在长沙艺芳学校校长曾宝荪仍固执己见，不赞成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对此，曾昭燏在《自传》中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一九二五年初秋，到二六年初夏的这十个月，是很平凡的过去的，五卅运动的余波，省港罢工的大运动，对于这个保守的女子中学，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但北伐军的炮声，终于把这深闺绣门的美梦惊醒了，革命军攻入湖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只知道赵恒惕走了唐生智来，唐生智走了叶闻鑫来。叶挥队还把欢迎唐生智的军队的学生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慰问。”又说：“北伐军占领长沙后，全长沙市学生界的示威游行，提灯游行，讲读、贴标语，我们学校一概不参加，这在革命群众的心目中，当然认为是反动的，许多人来同我们的学生会来谈，我们不理睬，报纸上起始对我们责难，我们起初不理，后来分辩，责难得急了，招架不来，我们校长表面上辞了职，由教员学生组织了维持会来负学校的责任，我也是维持会的一个负责人。”
作为负责人的曾昭燏带领一班学生向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董维键请愿，请求维持学校正常教学。时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及主席的柳直荀（南按：毛泽东在《蝶恋花·答李叔一》“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妻子李淑一之妹与曾昭燏同学，遂一同率人找到柳直荀交涉，希望柳能拉艺芳一把。但柳氏不以为然，且态度蛮横强硬地指斥“艺芳女子中学是个反动的学校，不应存在”。经了柳直荀这一番表态，艺芳学校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尽管曾昭燏等奔走呼号，还是于1927年4月8日被毁，学生被迫解散。对于这一经过，曾昭燏回忆说：“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八日，住在我们学校隔壁毛主席所创办的船山学社里面的农民协会的梭镖队，持着教育厅的命令，来解散我们的学校，我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事，抗拒着不接受命令，大家抢着把学校的东西往附近的同学家里搬，卫护着校长出了大门，然后大家集合在教室里，唱歌，用墨水在墙上写‘艺芳精神不死’的标语。然后大家呼口号，整队出门。”在梭镖横飞，哀号奔逃的大混乱中，曾昭燏率一班学生掩护主要教职人员离校，校政主持者曾宝荪与曾约农逃往汉口避难。曾昭燏与艺芳学校校舍总监、曾宝荪表姐萧孝徽，左景馨（南按：左宗棠曾孙女，曾留学英国，后为艺芳教师），陈昭炳，彭坚等师生租赁长沙“遵道会”房舍，将小学和初中部恢复起来，并轮流兼任教员和后勤人员，勉力苦撑。
随后的日子，曾昭燏与她领导的“同学维持会”一直为复校奔走呼号，在亲朋好友和社会同情者的帮助下，是年10月，终于把毛泽东所办船山学社农民协会占据的曾国藩祠中的“浩园”夺回。外避汉口的曾宝荪接到曾昭燏拍发的电报，立即返回长沙欲图东山再起，并在1928年春得以复校。此次事件，是曾昭燏首次亲身与找上门来的政治势力接触和面对面的交锋对垒，显示了潜伏于身中果敢决断的性格，其临危不乱的组织领导才能此时已初露锋芒。这一时期，曾昭燏除了与“革命”者展开斗争，还目睹了“汤翯事件”并经历了营救失败的痛苦和迷茫（南按：前文已述）。曾氏从英国归来到昆明，一度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就由早年这一悲剧性事件刺激而萌发。
当艺芳学校恢复之后，曾昭燏接受的仍是埋头读书、“不要问政治”、“爱你的仇敌”等具有基督教义色彩的教育。直到第二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仍尽力躲避政治干扰。曾氏在《自传》中说，她与二哥曾昭抡整日忙于各自的事务，“除上课外，他关在他的实验室里，我关在我的实验室或图书馆里（我是外文系学生，兼有化学系的课，第二年才转到国文系），晚上回来后他做功课，我们没有时间讲话，更没有时间谈政治，那时我对于政治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尽管后来在留学海外期间深受国内抗战悲情的刺激，一度对时事和政治产生了兴趣，但仍属于对家国、亲人的挂怀，以及海外游子的特殊情形造成，一旦回归国内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对政治的兴趣又趋缓下来。当曾昭燏随中央博物院迁入四川李庄并随吴金鼎率领的发掘团到彭山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时，其心态基本如前。只是，这个时候与政治紧密相连的社会现实不断刺激着她的神经而令人难以回避。对此，曾昭燏曾有过这样一段交代：
此时发生的惊天动地的皖南事变，我们竟一点不知道。在彭山工作了一年，也同在大理一样只从第三者的态度来看世界发展。苏德战争的发生，使我又兴奋一下，但只兴奋而已，国际上复杂的局势，使我不愿多想。但不论你如何不愿意过问政治，许多血淋淋的景象呈现到你眼前来。例如成都附近各县在抽壮丁时各种离奇和惨无人道的事实，以及壮丁入伍后种种被虐待的情形，在老百姓口中传播着，就在我们发掘的地方附近，一个青年农民为着躲壮丁竟跳入粪坑内，把头脸埋在粪里，差一点闷死，我听见这些事，直觉地认识到国民党这样残虐，决不能长久。
就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曾昭燏的二哥、时任教于西南联大的曾昭抡也发生着变化，并逐渐向政治祭坛靠近。这一转变，从曾氏留存的1940年日记可窥其一斑。5月25日，曾昭抡记载道：
藏海花
老九门
美人为馅
分手再说我爱你
赏金猎人
诡灵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