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至此，夏鼐笔锋一转，用哀惋的口气说道：“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到北京，这批材料留在南京，解放的前夜又被劫往台湾去了。这部报告不能在梁先生手中完成，不仅是先生的不幸，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不幸。”
此时的夏鼐没有想到，这批材料被运往台湾后，在他的老师李济具体组织主持下，由当年参加殷墟发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学家高去寻，在梁思永原稿的基础上加以辑补编写，历经二十多年，终以《侯家庄》为总标题陆续分册出版。
1935年，25岁的高去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入主史语所时，著名的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已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掘，高去寻算是赶上了殷墟发掘的尾巴。当年史语所考古组安阳发掘者共有十位青年才俊，号称“十兄弟”，依入所先后排序，高排行第九，也接近于尾末了。对于高的为人为学，傅斯年、李济等前辈学人极为看重，高去寻于北大毕业时，被讲究“拔尖主义”的傅斯年当做“尖”拔到史语所效劳。到了安阳之后，高氏敏锐的学术眼力与开阔的治学方法，又受到梁思永欣赏喜爱，遂当做自己的嫡系弟子加以栽培。当时史语所的前辈们大都认为，能传承梁思永学术衣钵者，非高去寻莫属。想不到后来真的部分地成为现实。高在安阳发掘的最后两年中，于殷墟西北冈和小屯将近1800座墓葬中，亲自视察摸索过约300座，尽管所涉多是小墓，但已领略了基本的内涵。继西北冈第三次发掘之后，高去寻有幸参加了小屯第十至十二次、大司空村和琉璃阁的发掘，其间还担任过大司空村墓葬发掘领队，成就赫然。抗战军兴，高去寻随史语所一路长沙、昆明、李庄等地辗转奔波，复员回京未久，又随史语所迁往台湾。据夏鼐说，当年在决定留大陆还是赴台湾的问题上，夏与高曾在一起私下商量过，最后的结果是高愿去台湾，以便保护迁台文物的安全；夏愿留在大陆，继续发展考古事业。二人各自为了心中的理想就此分手。庄子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既然非此即彼，中间无转圜的余地，相忘于江湖，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真的相忘，又谈何容易？
梁思永去世的消息还是被台湾孤岛上的史语所同仁所知，只是消息传播的渠道别有一番况味。据石璋如说：“梁先生兴趣宽广，注意力强，并积极从事，惟身体被病魔所缠，不能发挥，殊可浩叹。四十三年夏，在日本某刊物上，刊出梁先生逝世的消息，这个噩耗，传到台湾，使得这里的考古学界，关心考古的人士，以及知道梁先生的其他学者，莫不为之哀悼。”
时傅斯年早已撒手归天，史语所所长由董作宾出任。受梁思永去世的感情刺激，为了完成梁氏未竟的事业，对安阳发掘的同事与中国学术事业有个交代，董作宾、李济等决定由高去寻对照实物资料，全力以赴辑补梁思永的遗稿，使其成为完璧。此时董作宾与李济更坚定了高氏就是梁思永衣钵传承人，这一观点从李济给赵元任的信函中可得到证实。函中说：“他（高去寻）进所虽不太早，但曾赶上安阳发掘，为思永所赏识。现在他整理侯家庄的工作及思永遗著，成绩甚佳。在考古组内中国书读得最好，英文及日文的阅读能力亦不差，现在日本的梅原末治教授来此，对他的渊博甚为敬佩。孟真在时久有送他出国之意，以时代非常，屡遭挫折，只能怨命了。此次若有成功的希望，亦算我们完成了傅公一未完之愿也。”此信作于1956年底，是台北的李济请当时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原同事赵元任，设法安排高去寻赴美访问的私人信函。
当时高已经接手梁思永遗稿整理辑补的任务，因美国方面又有可能让高访问的机会，作为前辈的李济和赵元任自然想“完成傅公一未完之愿”，遂有了这封通信。按高的弟子，曾做过台湾史语所所长的杜正胜（南按：后任阿扁政权的“教育部长”，并频布命令，全台各学校、机关及相关机构，都必须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以示台湾在上，大陆在下）所说：李济与赵元任通信中提到高的学问渊博和程度，连享誉世界的日本考古学大家梅原末治都敬佩不已，“这当然不是客套。两位老同事的私人信函何必恭维一位学生辈的同仁呢？”
杜氏在这件事上的分析，比他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且邀功争宠、意淫大陆的头脑要清醒得多，高早年不但中国书读得好，外国书读得也头头是道，且有志于“斯克泰西伯利亚”的学问，即长城以北以西的中亚、南亚和欧洲的东方学问，也就是傅斯年所特别看重的“虏学”。只是高氏仅仅参加了两年安阳殷墟发掘就遇到了抗战爆发，一路动荡颠簸，直到流落台湾方稳定下来。当年傅斯年怜其高才而没有出国放洋的机会，曾为此作过努力，惜傅斯年未久去世，此事遂不了了之。当李济旧事重提，并与赵通信过去一年半后，高去寻才得以成行，但此时他已48岁，如杜正胜所说：“这领域涉及许多语文，的确太迟了。”
1959年秋，高去寻结束了美国访学生活归台，正式对梁思永遗稿进行整理和辑补。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遗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梁思永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共发掘大墓11座（东三西八，后者含一个大坑），小墓1221座。梁思永拟定的《西北冈殷代墓地发掘报告》共分十三章、三表。梁思永病发前完成了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只写了一页，以及第六、七两章和第九章的“仪仗痕迹”。写出的部分皆为初稿，共约22万字。另外还编好表一与表二，“可能为了撰写第七章的需要而先行做的工作”。当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渐行展开后，对安阳殷墟遗址及出土遗物深有了解的李济，认为若按梁思永的计划，绝非一人之力短期内可以完成，于是在1956年拟定了一个新的编撰构想：
第一本：（原无题，兹定为“墓葬研究”）。
甲编：发掘之经过——梁稿一至四章乙编：大墓丙编：小墓丁编：其他墓葬第二本：遗物研究。
甲编：石刻与玉乙编：青铜丙编：其他第三本：人骨研究。
甲编：体骨乙编：头骨据史语所人员透露，李济这一规划也不是一人之力短期内所能胜任的，于是决定依次分别整理大墓，也就是做梁思永的第六章，而第九章的构想则按所属之墓分别叙述。高去寻就是按照这一规划，开始了为期18年漫长的“辑补”之路。自此，高氏的后半生就此与恩师的未竟事业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到了1962年，高去寻编撰的殷墟西北冈1001号墓报告开始出版，1965年又出版了1002号大墓报告。未来几年，又陆续出版了1003号大墓（1967年）、1217号大墓（1968年）、1004号大墓（1970年）、1500号大墓（1974年）、1550号大墓（1976年）等七座大型墓葬的发掘报告。
其间高氏花费的心血难以描述，只是每本报告重达十几公斤的分量就足以让人为之震撼，并从中感叹主事者之不易。据史语所统计，高去寻增补的部分，占梁思永原稿的80％强，至于插图、绘图等繁重事宜已不需提及了。
由于梁思永的原稿仅是一个提纲性质的未成品，在后来的编辑补写过程中，高去寻做了大量宏繁的工作，在补述的出土器物中，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许多地方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写就。此种情形，高去寻于1968年给张光直的信中有所透露：“现在每天都是描写破烂的东西，量多长多宽，枯燥无味已到极点，下班回家已筋疲力尽。”对此，张光直曾感慨地说“高先生花这么大的力气写西北冈大墓的报告，完全是出于对史语所李济先生，尤其是对老师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但是这番努力的结果，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资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高先生的细心和负责的态度，使那些‘枯燥无味’的‘破烂东西’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这几本报告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楷模。”为了这报告中的“精华楷模”，高去寻几乎耗尽了后半生所有的精力。据杜正胜说：“他本来可以指导年轻同仁协助从事，但他告诉我，他整理报告是替史语所还债，希望年轻人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觉得他好像在诉说自己年轻时的心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始终由自己一人扛起全所的‘债务’。”
1991年10月29日，高去寻去世，终年82岁。他在去世前仍断断续续地整理西北冈东区三座大墓（1129、1400、1443）以及小墓总述，惜未完成而驾鹤西行。在高氏去世之后五年，三座大墓报告经当年发掘过安阳殷墟的老同事石璋如校补，于1996年得以出版，编号是《侯家庄》第九本。至此，西北冈遗址发掘报告基本全部完成。
为了纪念梁思永对殷墟西北冈遗址发掘所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特殊贡献，《侯家庄》系列大墓的发掘报告，仍用梁思永的名字发表，高去寻只作为一名“辑补”者忝列其后。对此，报告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李济，在《一零零一号大墓报告序言》中深情地说道：“关于这批资料的‘取得’以及‘保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思永先生，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的全部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他虽部分地完成了这一发掘工作，并将报告的底稿作了一个详细的布置，也写成了一大半，却不及见这报告的出版。现在——他的墓木已拱了罢！——我们才能把这一本报告印出来。我们希望由于这一本报告的问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于这位考古学家的卓越贡献，得些真正了解。”
举世闻名的殷墟西北冈发掘成果，经过了世间硝烟炮火的熏染与政治阻隔和桎梏，居然在这样的时间以这样的特殊形式出版问世，倘梁思永地下有知，一定会为之颔首庆幸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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