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不久，躺在李庄板栗坳病床上的梁思永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患肺病者如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肺萎缩下来，健康的肺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卧病在床饱受病痛折磨长达四年之久的梁思永极度兴奋，他当即决定赴重庆实施手术。得到傅斯年同意，在梁思成的帮助下，梁思永携家眷乘船来到了重庆，入住高唐奎医院，由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恺主持，切除了七根肋骨。自此，梁思永一直在重庆医院休养。当1946年全国性的复员开始时，傅斯年通过时任交通部长俞大维的私人关系，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当时梁的身体尚未恢复，他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被抬上飞机。考虑到路途困难，傅斯年再以个人名义发电报让夫人的堂兄、时在北平的俞大孚帮忙接机。梁思永一到北平，即由俞大孚等四人抬下飞机舷梯，专车护送到梁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黎元洪大总统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休养，此后病情稍有好转。
对于梁思永这段很少为外人所知的经历，迁往台湾的屈万里在回忆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道：“抗战期间，八年艰苦的岁月，他为了维持史语所，真费尽了心血。他千方百计的来维持研究人员的生计，使他们能安心治学；他对于生病的人那么关心，他想尽办法来给病人弄钱养病。因患肺病而割掉七条肋骨的某君，假若不是孟真先生督促医生治疗，假若不是孟真先生想法子给他弄钱休养，那无疑地在九年以前已经故去了。”这段回忆大体不差，如果没有傅斯年的鼎力相助，或者说假如梁思永服务于中央研究院其他的研究所如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就当时的经济、医疗条件和梁氏的身体状况，很难说能维持到战后回北平的日子，因为与梁思永、林徽因患同样肺病的陶孟和之妻沈性仁就没有保住性命，且当时沈的病情并不比梁、林更险恶。
1948年8月5日，在北平养病的梁思永致信南京史语所的李济说：“弟五月底入协和医院，住院十二日。检查身体，结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压塌状态良好，胃肠透视都没有发现毛病。除了气管里的结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说没有病了。不过身体经过这几年跟病菌斗争之后，真犹如战后的英伦，虽然战胜敌人，但元气消蚀殆尽，就要恢复到小康的局面，也万分困难。”又说：“弟近间起坐之时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链霉素后发生头晕现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很稳当。”这是梁思永在生命的暮年，即将油干灯尽时与史语所同仁的最后一次通信，自此海天相隔，书信中断，再也闻不到对方的信息了。
1950年5月，梁思永以他在考古学界巨大的影响力和崇高地位，被新生的中央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名列夏鼐之前。尽管梁的身体仍虚弱无力，不能出门直接指导所内事务，但可在家中参加或主持所内一些重要会议。据夏鼐说：“他（梁）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自1950年秋开始，于政治运动尚未大规模到来的短暂空隙，考古所人员几乎倾巢出动，在夏鼐带领下，先后对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和赵固等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一批东周时期的大型和中小型墓葬以及车马坑数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梁思永不仅在家中主持考古所的日常工作，还为撰写《辉县发掘报告》的青年考古学家具体辅导，并亲自撰写报告参考提纲。梁的工作热情与人格风范给进所不久的青年学生，后来成为考古所夏鼐手下“五虎上将”之一的安志敏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我们到考古所那天起，（梁）便给我们布置了必读的书目和学习计划，每周还要填表逐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我们谈话以便作更深入的了解，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上和学习上的缺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大幅度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梁思永让夫人李福曼打电话叫自己的妹妹、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当梁思庄匆匆赶来时，梁思永握着她的手说：“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要和大家永别了！”
据梁思庄女儿吴荔明回忆说，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都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为战胜病魔奋斗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22年的三舅妈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1954年4月2日，我照常骑车到了人民医院，传达室老大爷说‘姑娘，不用拿牌子快上去吧，你舅舅去世了。’我不能相信他的话，我转身看见很多小卧车停在院中，我腿软了，扶着楼梯两边的扶手一步一步上了楼，在灰暗的楼道里我一眼看见二舅（梁思成）那瘦小驼背的身躯，我轻轻走到他身边叫了一声‘二舅！’他悲伤地拍着我的肩膀示意我进病房去……三舅妈镇定地坐在一旁，柏有姐伤心至极已哭不出声倒在门口一个床上，我拉着她的手轻轻叫着：‘蹦子，你哭啊，你哭啊！’我自己的眼睛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颗考古学巨星在他50岁的英年陨落了，同仁闻讯，无不伤感悲泣。梁思永的遗骨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题写的碑文：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一九零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郭沫若敬题梁思永随风飘逝，但他生前的功业却长久地留在了人间大地。对于梁思永的墓志铭，有学术界中人士认为郭沫若如此题刻，是对这位学术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来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是通过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的身份创造的，绝非一个“考古所副所长”这样一个绿豆粒般大小的官僚可与之相提并论。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而只能是乌烟瘴气的宦海中，尤似一个整日战战兢兢，欺软怕硬，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小芝麻官了，而这样一个小小的芝麻官又算得了什么呢？或者说，再大的官僚又算得了什么呢？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国致信父亲梁启超，对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的询问。对此，梁启超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的确没有做成近代的李、杜，却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中那句名言一样，为人类奉献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并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现代建筑史学和田野考古学这道星河中最灿烂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怎是一个小小的副所长的官帽所能涵盖得了的？李白在《江上吟》中写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意谓楚王当年耗尽百姓血汗兴建的一堆豪华美丽的楼堂馆所，早已随着风雨飘散而去，而楚国伟大的作家屈原留下的那些名篇佳构，两千年来却像日月一样永恒不朽，闪耀着盖世光辉，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璀璨的瑰宝。当年梁启超对儿子们所作的比喻，正是李白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延伸。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与文明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sserson）的墓碑碑文：
托马斯杰弗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法案》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埋葬于此。
这个令世界人类为之景仰的墓志铭据说是杰弗逊本人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但他没有提及自己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究其原因，台湾学者李敖曾有这样的解释“美国总统算老几啊，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
或许李氏说得有些偏颇，但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能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而把一个小小的官帽硬扣在他死后的头颅之上，不但不能令他的光芒照耀于来者，相反的是，这个官帽的阴影将会遮蔽梁氏的光芒。当年与梁思永一同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成为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抡在“文革”中含冤去世，费孝通在追忆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在历史上的贡献，我看他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费氏认为曾昭抡是个“真正的学者，‘学’的根子，是爱国，所以我说他是爱国者”。对梁思永而言，他当年赴美留学就是为了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他当年确实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了，且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努力，因而以费氏之语来给梁思永定位也是恰当的。反之，以官僚大小特别是一顶微不足道的软皮官帽给梁思永盖棺，既不合适也不人道。此理如同鲁迅死后，为其盖棺的若不是“民族魂”大旗，没有了毛泽东为其作出的“八最三大”的定论（南按：仅比毛泽东本人少了一“大”），仅一个国民政府教育部佥事或科长，甚或在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教一二点钟课的讲师这顶帽子竖碑立传，那么，世人看到的不再是伟大的鲁迅，而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形如草根的芸芸众生，甚或北大校长蒋梦麟所讽喻的整天趴在阴森恐怖的绍兴会馆里默默抄写古碑的“绍兴土佬”周豫才了。
试想，作为与梁思永同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郭沫若，假如死后在墓碑上镌刻“中国科学院院长”或什么副总理外加什么副委员长等一类官帽头衔，与梁氏之墓同立于一座公墓之中。而只镌刻一个副所长头衔的梁思永，倘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活着的后人又会作何感想？此举或许正应了孔子那句古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梁思永墓志铭公正的铭文，必须在姓名前加上“著名考古学家”或相应的院士等学术头衔，或镌刻象征他思想与学术业绩的标志性术语，才显得对逝者的公正与厚道。当然，由于政治的因素，“中央研究院院士”一衔，当时不提，世人亦可理解，但这个头衔最终是要加上去的，否则将失去了人类的公正和道德秩序，也违背了人类基本精神。——若起郭沫若氏于地下，以为然否？梁思永在去世前，向前来看望的夏鼐等考古所同仁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最令他牵挂惦念的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的命运。这是梁思永在抗战前后最看重并亲自动手操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梁去世后，夏鼐在纪念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并说：“1941年我在李庄和他（梁）会面时，他正工作得非常起劲。他将全部的出土古物，都已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于报告的内容组织，也已有了大致的轮廓。这报告的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了。不幸1942年初夏，他的肺结核病转剧，只好将这工作中途停止了。但是他仍念念不忘这件工作。”
藏海花
老九门
美人为馅
分手再说我爱你
赏金猎人
诡灵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