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津机场服务的日子，吴金鼎经常感到失眠头痛，夜不能寐，精神委靡不振，陷入一种悲情意识不能自拔。为化解心中的郁结，吴氏利用自己的职权，经常喝一点不花钱的、只有美国佬才能享受的洋啤酒予以排解。当几瓶散发着醋酸气味的啤酒灌进肚子后，酒量并不大的吴金鼎又醉倒在地，狂喊乱叫着呕吐不止。
好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吴金鼎总算摆脱了在他看来魔窟一样的盟军招待所，重返学界。只是他没有回到令自己为之神伤的李庄，而是转入尚在成都华西坝的母校——齐鲁大学任教。1946年3月，作为教育界名流和齐鲁大学代表之一，吴金鼎赴重庆参加教育部召集的全国各大学复员会议，之后随齐鲁大学一道返回济南原地，主持学校复员事宜，先后出任校长室西文秘书、校训导长、文学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历史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等职，直至去世再也没能有机会从事他一生挚爱的田野发掘工作。
1948年夏秋，吴金鼎因患胃癌赴北平协和医院就医，此时已病入膏肓，协和医院回天无术，宣告无能为力，吴只好随着溃退的国民党大军以及纷乱的人流返回济南“静观待变”。9月18日，吴金鼎撇下病床前泪流满面、悲恸欲绝的夫人王介忱，于齐鲁大学辞世，终年48岁。
当这个不幸的消息辗转传到南京史语所人员耳中，已是10月28日。此时国民政府首都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史语所人员正纷纷打点行装仓皇出逃与远遁。夏鼐在北极阁一间小屋里，孤独一人默默地想着吴金鼎的死，想到了过去流失的时光，以及吴氏夫妇与自己的交往和友谊，不禁潸然泪下。在一片人喊马叫的混乱之夜，他借着昏暗的灯光，怀揣悲戚苍凉的心境，为自己的好友写下了如下文字：
今天得到了吴禹铭（金鼎）先生的死讯，不仅是我们朋侪间觉得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友，并且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大损失。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中，真正能够吃苦，肯下田野去做发掘工作，既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又有充分的考古学知识的学者，不过十来个人。正感觉到人才的缺乏，现在呢，在这十来位中又弱了一个。
在悼文的最后，夏鼐以深情的笔触写道：
谈到吴先生一生的事业，自不能不提及吴太太……夫妇一道出来做田野考古工作，在国外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在事事落后的中国，吴先生夫妇还是第一对。这次吴先生的逝世，吴太太的悲痛，可想而知。听说吴太太仍在济南城中，料理吴先生的后事。我在这凄风苦雨的晚上，赶写这篇文章，一面以追悼吴先生，一面也借以慰唁吴太太。我们在哀悼吴先生之余，更盼望着这混乱的局面早日澄清，使我们能继承吴先生的遗志，展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
吴金鼎悄然无声地走了，夏鼐的梦想很快成真。1950年底，他应邀自温州老家来到北京，出任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郭沫若和郑振铎的领导下，与梁思永、郭宝钧等一道“展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只是好景不长，梁思永便撒手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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