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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郭沫若以恐龙与蜥蜴作比喻，谓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李济、董作宾为代表的旧的、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时代老早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一样”。
郭氏的战斗檄文虽没有毛泽东后来出版的“雄文四卷”（郭沫若语）威力巨大，但同样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于是，天下士林闻风而动，借机赋诗撰歌以仰合其趣味者纷至沓来。其声之远播，其势之喧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界文人中鲜有其匹。更有好事者如中科院考古所的殷涤非等人，将郭、董二氏相提并论，说道：“郭沫若院长的论述之所以正确，就因为郭院长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考古研究的。……而董作宾与此完全相反，他只是‘准备殉葬”’所以是腐朽和荒谬的。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或许出于压力，或许是自愿，在听从郭老热切召唤的同时，开始对董作宾连同死去的罗振玉等人开起火来，谓：“甲骨研究虽然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但是由于罗振玉等封建学者和董作宾之流资产阶级学者长期把持垄断，阻碍了这项科学的发展”、“董作宾和他的徒裔，追随着胡适的方向，提倡无用的烦琐考证”、“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就是在甲骨史料的编纂上，实际也没有作出多大的贡献。他们斤斤计较的不过是点滴孤立的一字一义，或者是荒诞无稽的所谓‘殷历谱’；对于殷代社会，甚至殷代的历史事件，他们是完全茫然无知的。”又说：“真正的甲骨学是郭沫若先生建立起来的。由于郭沫若先生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辛勤工作，才使我们对殷代史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目前在甲骨学领域内，“也必须迅速而彻底地拔除白旗，高举红旗，向资产阶级学术路线作毫不假惜的斗争”。李氏在文中附带地指责了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征人方历程基本上是抄袭了董作宾说法，并断言董作宾、陈梦家对这一组征人方卜辞的时代和地理的考证“是完全错误的”。
在一连串的枪炮声中，董作宾与他的徒子徒孙成了“荒诞无稽”的丑八，尊敬的郭老成了甲骨学界的开山鼻祖与永世飘扬的伟大旗手。与此相关的“殷墟的殉葬者是奴隶，商、周是奴隶社会”这一“铁案”，在大、中、小学生教科书中连篇累牍地大规模出现，郭氏之说遂成为牢不可破的生铁铸成的坚硬的历史文化瑰宝，大有撼山易，撼郭氏“铁案”难之威势。就在“铁案如山”，撼郭氏理论势如登天之时，也有几个不识时务的刺头，或称长着“花岗岩脑袋”者，如同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总是缩在山中伸头露头，不时地呼喊叫唤几声，以示挣扎抗争。与吴金鼎同时出生于山东安丘县景芝镇，且两家只有一河之隔，抗战前就读于清华外语系，时为中科院编译局编译员的赵俪生，受家乡绿林豪杰行侠仗义等英雄业绩熏陶和影响，面对郭沫若的霸气与虚妄，不免动起了肝火，欲与郭氏叫上一板儿。
赵俪生晚年有一部叫做《篱槿堂自述》的回忆录，此书以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回忆了与他交往的人与事。在述及郭沫若时，先是说自己因为郭沫若拍着桌子训斥陶孟和而看不下去，赵便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情况，为此事，不明就里的赵俪生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未久，与郭沫若叫板儿正式开始。赵俪生在文中说：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不知天高地厚的赵俪生在“人民专政”的新时代，居然胆敢跟当朝一品大员叫板儿滋事，其结果像他的家乡大多数绿林英雄一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走人。赵离开中科院编译局，先是任教山东大学，后调偏远的兰州大学。1957年全国“反右”中，赵被山东大学揪回批斗，并打成“极右”分子。“文革”中赵被下放到河西走廊的山丹县校办农场劳改。他的二女儿赵纪，一个品学兼优的高三学生，因饥饿难忍和她一位女同学为采摘野菜充饥，双双坠崖殒命。赵俪生经历了九死一生，总算活了下来。
郭沫若的讨伐檄文被憋着一肚子气的赵俪生“原样照登”之后，很快被《人民日报》等报刊转载，引得四方震动，八面呼应。在这股声势下，又渡洋过海传到了日本和澳洲，再由日本学者辗转传到台湾。董作宾、李济等人闻知，在震惊之余嗤之以鼻，开始组织力量绝地反击。除朱家骅组织人力撰写文章外，1954年，董作宾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一百次座谈会上，作了题为《殷历谱的自我检讨》讲演，其中对郭沫若的痛斥作了回击。董说：
最近看见澳国一位汉学家拜纳氏所携来的《奴隶制时代》，栽有郭沫若在一九五零年所写的一篇叫做《蜥蜴的残梦》，中间骂到我的《殷历谱》，说：以前搞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他不懂我的《殷历谱》，这是当然的。记得在三十四年，傅孟真先生送给他一部《殷历谱》之后，他写信给我，说“惜尚未能过细拜读”。我想他不但那时没有过细看，直到现在也不曾看过；就是看了，也不一定会了解的。因为他只接受了“断代研究法”，只走过第一步。抗战期间，他已舍弃了金文甲骨之学。……到此时我才明白，陈梦家为什么在一九五一年写《甲骨断代学》的时候只抄我的祀典，不敢谈历法。这样也好，算是给他一个藏拙的机会。
此事过去许多年后，石璋如对此事仍念念不忘，石氏说道：“他（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断殷代是奴隶社会，也就认为殷墓的殉葬者都是奴隶。可是后来田野考古的资料多了，此说法就值得商榷，但是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作殷墟C区的墓葬群，那里的殉葬者就不是奴隶，而是军队，是有不同的。他被中共捧得很高，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曾说迁到台湾的史语所研究人员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吃’等等。”石璋如显然对郭氏的理论表示不满，但就石氏本人一辈子老实巴交的性格而言，没有过分地讥讽斥骂。
以郭沫若的战斗檄文发表为标志，董作宾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彻底断绝，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联系。1953年，董作宾编著的《殷墟文字乙编》下辑在台湾出版，该书著录甲骨文2833片，并收录了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著名的YH127坑的大批完整材料，学术价值极其重要。该著传到大陆后，郭沫若如获珍宝，立即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翻印出版，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后记，但对编著者董作宾避而不谈。偶尔谈到董作宾并在后来被外界所知的一次，是郭沫若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院士、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长、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的信函，此时郭氏的口气与几年前已有了巨大变化。1953年9月23日，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氏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当杨树达接看郭沫若信时，这位与毛泽东私宜甚重，且不断书信往来的杨老先生大概尚未意识到，既然董作宾已流亡台海孤岛“殉葬”，著名的乌龟壳——“大龟四版”已用之完毕，“鸿蒙”已被凿破，眼下已是江山易主，主客颠倒。“拍案叫绝”的时代已成过去，历史的进程自然要换作“拍案叫骂”的时代了。深受辩证唯物论精神启蒙，并“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天降大任于是人，舍我其谁的郭鼎堂君，焉能不成为一个颜色突变的“妙人”哉？
国共两党分别控制台湾与大陆之后，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渐趋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开始写一些回忆与总结性文章，而大陆知识界在连绵的政治风暴中，也在鸿篇巨制地书写思想汇报与政治检查。二者的不同正如美籍华人史家唐德刚所言：“台湾学者是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大陆学界则是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此谓话糙理不糙，一针见血。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报告后，曾痛心疾首地检讨并当场宣布说：“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时候很模糊”，因而，就应该全部烧掉。最后，郭氏“很惭愧”地说：“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可谓狗屁不如。
郭氏一番自我作践并把自己当成一个地地道道“小贱人”的发言，通过媒体辗转传到台湾后，再度引起了学术界震动，许多学人为之摇头叹息。此时“妄人”董作宾已死，无力再作评论和摇头叹气了，而尚活在人间的李济则于愠怒中提出了公开批评，认为郭是个“才子”，“天分很高”，但是“没有自信”，之所以没有自信，是由于在做学问上缺乏“自约”的精神。后来李济给郭氏的为人为学作了一个总结式的评价：“郭是一个天分很高的才子，可惜就是没有骨头”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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