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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学人抢救计划(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三部:离别》[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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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先生衣钵者)同随赵元任先生夫妇,到纽约卜汝克临26号码头停泊之轮舟中,探望先生。时先生双目几已全部失明,看人视物,仅辨轮廓。因网膜脱落,在英经其国手名医,用手术治疗无效。(先生曾膺牛津大学中文系讲座之聘,实未就职,但借此前往就医。)置舟回国,道出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是日午后约3时半,先生在舱内初闻韵卿师母、元任先生呼唤之声,顿然悲哽。但旋即恢复镇定,谈话近一小时。对一良与联陞近况,垂询甚详。时二人皆已在哈佛先后完成博士学业,即将回国任教。……此为联陞在国外拜谒先生惟一之一次,亦为毕生最末之一次。”前去拜访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后来回忆说:陈寅恪“睡在船舱床上,对我说,‘赵太太,我眼虽看不见你,但是你的样子还像在眼前一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此情此景,令赵元任夫妇溘然泣下。自此,陈、赵两位原清华国学院导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二组主任,中国历史、语言学界的泰山北斗,纽约一别竟成永诀。而此次诀别,也意味着陈、赵二人与史语所的缘分已尽,各奔东西。陈寅恪为此留下了“人生终古长无谓,干尽瀛波泪未干”的诗句以示心迹。
1946年5月底,陈寅恪返国抵南京,暂住妹夫俞大维公馆。未久,夫人唐筼携三个女儿由成都抵京,一家人算是得以短暂团圆。6月12日中午,由昆明来南京教育部办理清华复员事宜的梅贻琦专程赴俞大维公馆拜望陈寅恪,并请陈回到复员后的清华继续任教,陈表示可以考虑。8月,傅斯年告别复员后的北大南飞,在京停留期间专程拜望陈寅恪夫妇,并劝陈氏不要再回清华,留在南京一边休养一边等待史语所自李庄复员回迁,继续担任本所一组组长与专职研究员职位,生活、住房等一切事宜,皆由傅氏负责安排妥当。面对傅氏的盛情,陈寅恪答应可作详细考虑,但自己则倾向于回北平清华园。傅知彼对清华园与清华同事尚有一份难以割舍之情,不再强劝,只嘱陈再作考虑,告辞而出,赶赴李庄。几天后,陈寅恪接到了梅贻琦寄来的聘书,决心重回清华任教。
1946年10月,陈寅恪安顿女儿流求、小彭在南京读书,与夫人及小女美延赴上海,乘船转道赴北平,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园,暂住清华园新林院52号,抗战爆发时在天津离去的工友陈忠良也回到了陈家,生活等诸方面算是安顿下来。同战前课程安排一样,陈氏仍任清华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外兼已复员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时已由美国归来并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多次前来拜望陈氏一家,并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因陈寅恪已双目失明,教学研究皆需助手查阅诵读所需书籍资料及抄写讲稿,遂与清华校方协商,向北大秘书长、史学系主任郑天挺求助,请王永兴前来协助。陈寅恪在致郑氏的专函中写道:
毅生先生史席:
弟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学工作。前清华大学所聘徐高阮君,本学年下学期方能就职。自十一月一日起拟暂请北京大学研究助教王永兴君代理徐君职务,至徐君就职时止。如蒙  俯允,即希 赐覆为荷。耑此顺著祺弟  陈寅恪敬启三十五年十月卅日王永兴原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后仰慕陈寅恪的道德学问转入历史系,成为陈氏的弟子。西南联大毕业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与另一名学生汪钱追随陈寅恪研究唐史,毕业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与导师陈寅恪关系甚洽。陈请其至清华担任自己的助手,正是源自多年建立的师生情谊与默契。郑天挺接函,报告北大校长胡适批准,王永兴来到了陈寅恪身边,陈氏心境渐渐由焦躁变得平和安静。除在家中为历史系开设“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课程,决心好好做一番教学和学术研究,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所谓“不见”表面上是指目盲(南按:据王永兴说,陈寅恪尚能辨别眼前人的大体轮廓,对有些东西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实际是有深意。尽管陈寅恪对政治和党派斗争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但又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当国共内战越演越烈,最后呈你死我活的胶着状态时,陈氏深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延至1948年年底,北平郊外炮声隆隆,清华园成为解放军的天下,国共两党即将于古都北平彻底翻盘,陈寅恪携家离开清华园迁入城中躲避。兵荒马乱中,陈氏没有想到,胡适在即将南飞的最后一刻想到了他。胡氏认为,陈垣这样的人物可以舍弃,但像陈寅恪这样具自由知识分子气节与风骨、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无论如何也要拉上,绝不能让其留在眼看就要落入解放军之手的北平。于是便急于星火地驱车来到邓广铭家中询问陈氏下落。
邓氏听罢,当即回答可能找得到,估计在他大嫂家中。送走胡适,邓广铭急奔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俞大维胞妹)家中询问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在城内的住处。待问明后,邓广铭果然在其嫂家中找到了陈寅恪及其家人。邓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陈寅恪向来有午休的习惯,待决心下定,令邓广铭先去胡宅复命,他稍事午休即雇车前去东厂胡同胡宅会合。当邓来到胡家,胡适即告之飞机已抵达南苑机场,时间紧迫,令邓赶紧回去催促,请陈不要按老规矩午睡了。邓正要出门,见陈寅恪夫妇与两个女儿流求、美延携部分行李已赶到(南按:时流求已由南京转北平),胡适夫妇与陈氏一家立即携带简单行李,乘胡适汽车向南苑机场飞奔而去。车到宣武门,城门紧闭,守门官兵不准出行。胡适只好用电话与北平守军总司令傅作义联系,无奈傅正忙于与解放军代表谈判周旋,根本联系不上。而北平城外一片战火,导致南京派往北平的专机不能降落,无功而返。关于此日的混乱情形,《申报》驻平记者于当日发回一组电讯:
北平外围国民党军已完成集中部署,增强城垣防务,下午四时西郊若干区域发生大火,截至四时卅分发电时,广安门外郊区激战甚烈。新市区昨下午即卷入战涡,今日复兴门外之公主坟传有激战。平大军云集,西城沿街商店皆为军队住满,大街亦为军队行列拥塞难行。官方透露,刻国民党军兵力已完成集中,情势即可扭转。另电:“今上午平上空沉寂,午后有军机过空,官方透露王叔铭今飞平。(又电)平午后初闻机声,有轰炸机一小队,经市空向西北飞去,下午三时后,有民航飞机两架飞临市空,盘旋良久,疑在市内东单练兵场试行降落未果,仍行飞回。”
面对飞机不能降落和城门不开的混乱危险局势,胡、陈两家只好乘车返回东厂胡同暂住,等待第二天早晨再次行动。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15日,平郊战火蔓延,枪炮声更趋杂乱紧急,清华园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派出飞机再次飞往北平,胡、陈两家赶至中南海勤政殿等候。守城司令傅作义下令城外部队组织兵力向南苑机场攻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机场,完成抢救学人的计划。经过两个轮次的浴血苦战,解放军退缩,国民党军暂时夺回了机场的控制权。下午,南京派出的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在南苑机场紧急降落,傅作义命人通知胡适等人立即前往登机。于是,胡、陈两家立即从勤政殿门前换乘傅总司令的座驾驶往南苑机场。而在胡、陈两家前后陆续到达机场的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黄金鳌等著名教授。因时间紧张,被抢救南飞的教授大多除了手中几件行李,再无他物,胡适的匆忙更使他在城内东厂胡同的家中遗落了数十年来与友朋弟子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记等珍贵资料。十七八年后,其中的一些信件竟成为他早年提携栽培的学生吴晗“投靠帝国主义洋奴、买办、走狗”的一大罪证。在行前的匆忙慌乱中,胡适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汤用彤等人留下了一张便笺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
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这是胡适与他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北京大学的最后辞行,此一去竟成永诀,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令他梦牵魂绕的古城旧地。在这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昨晚十一点多钟,傅宜生(南按:傅作义)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今天上午八点到勤政殿,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三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栽二十五人。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晚六点半到,有许多朋友来接。
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此次南行,胡适为时人和后世留下的悬案颇多,其中之一便是小儿子胡思杜为何独自留在北平。因胡适日记中只有一句简单记载,其他流传的资料又无直接证据加以释解,致使胡思杜自杀之后,成为人言言殊的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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