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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山河崩裂 第一节 国宝争夺战(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三部:离别》[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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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国民党军战事更为不利,人心越发焦灼慌乱。那志良说:当桂永清命令众人下船时,“大家都哭了,希望老长官原谅他们,帮他们的忙。那种凄惨的样子,使得总司令也落了泪。他没有办法可想,只有准许他们随船去了”。
该舰自1949年1月29日开出,直到2月22日才抵达基隆港。至此,五家机构共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全部运完,无一件损坏。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运去的珍贵文物就多达2972箱,这批文物后来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史语所仅“内阁大库”档案就多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这批珍宝与其他文物先借放于台北杨梅铁路局仓库,后转南港史语所办公大楼资料库永久保存。
就在五家机构的古物、图书、档案等仓皇运台的同时,翁文灏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遂决定独自开溜,于1948年11月26日辞行政院长职,由孙科继任并重新组阁。混乱中,原决定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员全部迁台的计划竟没有几人响应,多数人员仍要在南京、上海“静观待变”。陶孟和等人则明确反对迁台,坚持要留在大陆,静候共产党军队到来接收。11月30日,陶孟和参加在京人员谈话会时,见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大佬与一群公公婆婆即将倒下,感到自己终于可以吐一口恶气,倒一倒若干年来肚中的苦水了。遂腰杆子突然硬将了起来,毫不客气地对朱家骅说:“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数人意见为依归。”
12月9日,面对朱家骅的催促,陶氏以所务会已开过,“全所人员多一票”决定不迁回复。朱氏听罢又急又怒,当场以“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为理由,强行令全所搬迁,但陶却置之不理,并以各种办法拖延。面对朱家骅步步进逼,陶孟和给社会学所的同仁打气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样。”意思是你们这些小的们不要怕,一切事由我这棵大树顶着。1949年5月,竺可桢由杭州潜往上海,听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说:“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赴京……”
此时的陶孟和决心拉着手下弟兄离开即将崩盘的梁山泊聚义厅,弃暗投明,接受新一轮招安,因而朱家骅的一切努力皆成徒劳。
在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只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在迁台事宜上表现得较为积极,但真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其彷徨、犹豫、痛苦也在心头萦绕不去。据陈槃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之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陈氏之说后来得到了俞大綵的证实。当时俞正准备陪母亲去广州、香港就医,傅斯年的弟弟傅孟博暗中劝俞不要离开,俞大綵说:“那时我的母亲患严重心脏病住院,大姐大絪,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奉母先飞广州,转香港就医,她要我同行,与她共同随机照顾病母。我虑及孟真旧病复发,加以他感时忧国,情绪极劣。母亲重病在身,长途飞行,极感忧虑,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商之于孟真。他毫不迟疑地说‘你母亲病情严重,此行如有不测,你未能尽孝,将遗恨终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顾虑我。’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眼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
陈槃的回忆当是可信的,与傅氏一度友善的北大教授、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1941年后为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也曾有过类似的回忆。陶说:“在徐蚌战事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内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傅斯年之所以没有自杀,除了夫人看护有加,与傅本人心中牵挂着史语所同仁和他的故朋亲友亦有极大关系,也正是这一条若隐若现的锁链,最终拴住了他的心并延长了其生命。对此,陈槃还有一段关于傅斯年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人员赴台内幕研究中绝对不可忽视的记录:
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
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   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
陈氏之说当属事实,但似乎又令人联想起古代坊间小说的某些情节。傅斯年在赴延安会见毛泽东时,谓对方“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其实傅的这段讲演也颇具梁山好汉们特别是宋江之流惯用的伎俩,具有典型的利用民众心理来达到目的的戏剧性效果,想来傅斯年是同样深谙《水浒》等坊间小说精髓的。或许此时的他并未想到利用和欺骗,而是把他的真心诚意借用这一古典戏剧性手法加以表达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他的目的是达到了。全所大部分人员开始于惶恐纷乱中,携妻带子紧急逃亡台湾海峡另一边的孤岛,只有吴定良、夏鼐、郭宝钧、逯钦立等少数人留了下来。
迁台经过是慌乱复杂的,而最终得以成行,除了傅斯年一手造就的史语所具有曾国藩缔造的湘军“兵随将转”的政治格局和习性,促成该所大部人员出逃的原因还有一个意外插曲,这就是济南城被共产党军队攻陷后,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被扫地出门,流浪街头。王氏在学术界属于德高望重的前辈,抗战期间流亡李庄达四年之久,与史语所同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闻知这位学界耆老的悲惨际遇,众人在潸然泪下的同时,也联想到了自己日后的命运,遂下决心离开即将被共产党占领的大陆,像当年的徐福桴海东渡一样出走台湾。当史语所一行人登上轮船,心怀凄凉之境,在风高浪激的台湾海峡动荡颠簸时,傅斯年没有离去,仍继续留在南京,担负起抢救学界名宿硕儒奔赴台湾孤岛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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