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桂飞赴美国弄钱，傅乐焕心怀巨大悲伤与无奈留在了李庄，其他史语所同仁却要携家带口踏上返京之途。与迁来时的景象有些不同的是，原来的光棍汉们大多已娶妻生子，并在李庄成家立业，栗峰碑铭中碑文下方署名的逯钦立、汪和宗、杨志玖、李光涛、王志维等五人，分别娶了李庄的姑娘而成了李庄的女婿，从另一个层面上，外来的“下江人”与李庄结下了割不断、理还乱，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此次众人离别，真可谓“最难将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迎娶李庄姑娘的五人中，逯钦立（字卓亭）、汪和宗、杨志玖均为山东人，与傅斯年同乡。逯于1910年出生于山东巨野大义集，介于今济宁与菏泽之间，此地古称巨野泽，《史记》所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麟，孔子见之，嗟号“吾道穷矣”，遂停止《春秋》写作。此大野即后来的巨野泽，亦逯钦立所出生的巨野县，今地处巨野城东七公里，仍有获麟古冢，或称获麟台、麒麟台，旧址遗存供人凭吊。
大野泽位于鲁西南地区，一望无际的沼泽湖泊与北部的郓城和号称八百里水泊的梁山连成一片，向东南更有浩如烟海的微山湖相通。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响马文化圈”，隋唐时代的程咬金、秦琼等造反闹事者，皆在此攻城略地，与官军周旋；唐末那位“屡举进士不第，以贩私盐为业。家富于财，善击剑骑射”，后来引军造反起事的黄巢就是该地曹州冤句（今荷泽西南部）人。而宋代号称及时雨的宋江率众弟兄扯旗造反，声势更是浩大得气壮山河，有“粱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出郓城”之称，郓城属古曹州，其大的范围就包括逯氏的家乡，其他的好汉或著名人物多出自曹州北部聊城所属的阳谷、东阿一带，如武松、西门庆、武大郎、潘金莲等，至于孟州道上卖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那家小饭馆，离这个圈子也不算远，否则武松不会自动送入孙二娘的怀抱而差点被剁成肉馅包了姑扎（饺子）。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逯钦立与同样出身梁山周边“响马文化圈”的傅斯年有着天然的、非同寻常的关系。
当然，鲁西南这块地盘儿，不只是产生隋唐时代的程咬金之类响马和后来的梁山好汉与晚清的大刀会、义和拳（南按：义和拳的演化始自1897年曹州大刀会杀德国教士引发）等草莽英雄。同时它又是孔孟的故乡，儒家文化产生行盛之地。是强盗侠义文化与儒家文化杂糅并存，既张扬又保守，能忠义隐忍又敢于行侠仗义、痛快造反的人物铸造地。傅、逯二人自小就受这种杂交文化，如坊间流传的多是些黄巢、程咬金、宋江、李逵、武松等侠义造反与西门大官人与小潘、瓶儿、春梅如何淫乱，以及联手盗财私奔又被官府“一条索子拴了”的郑来旺、孙雪娥等等类似谍案故事的浸湮。同时在学堂与家中又深受孔孟思想之教化与熏陶，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篇》）“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文武兼备的思想与浩然之志。就性格而言，傅的血液里流淌的侠义、张扬、蛮霸的文化因子较多，逯钦立则多了一些儒家文化精神中的谦逊、温雅、“悠悠乎，文哉”的气度和风范。这种不同，除了地理文化上的差异，与各自的门风家世有重大关系。
逯钦立家族在鲁西南算得上是家业丰盛的大户，祖上虽没有出什么高官显宦，但资财的宏富却闻名乡里。逯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名的私塾先生，饱读经书，信奉儒家学说，家教甚严。受其熏陶，逯自幼勤奋好学，尤对旧诗文、策论等用功最勤，10岁开始与当地秀才、举人对诗作赋，往往引得众座击掌称奇，在当地具有“神童”之誉。
1935年，逯钦立由著名的山东省立荷泽六中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在鲁西南“获麟之地”的乡亲们看来，是逯家祖坟冒了青烟。当时京师大学堂的余韵还在民间残存，仍把北大当做培养翰林与官僚的场所。一个“神童”登堂入室，自是前途无量，套用山东话说，日后升官发财、治国平天下是手到擒来把攥的事儿。有点出乎众乡亲意料的是，逯氏一生未能坐上高官显宦那宽大厚重的太师椅，而是坐了几十年冷板凳，成了一位命运多舛的大学者。
逯进北大不久，即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开始以“祝本”笔名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才子名声随之传遍校园。翌年，逯转入中文系就读并出任《北大周刊》主编，以本名和笔名胡蛮（Human）等发表杂文和小说，宣传抗战。同时，在夜校教工人识字读书。1937年抗战爆发后，逯氏随校迁长沙，旋又随曾昭抡、闻一多、袁复礼等教授步行三千多里抵达昆明，继之赴蒙自，在西南联大继续就学。1939年毕业后，考入傅斯年为代理所长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罗庸（字膺中）、杨振声二导师攻读硕士研究生，自此开始了几十年寻寻觅觅，专题研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及同时期文学史的学术历程。
据逯钦立的同学周法高回忆：“逯的导师罗庸是北京大学出身，学问、人品非常令人敬佩，对于三礼和宋元理学都有研究，学问非常广博，尤长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不多，对于儒家的学说颇能身体力行。记得1940年他所居的地方失火，一时烈焰冲天，蒋梦麟校长曾经当场拍照证明曾经有某机关存贮了大量的汽油而引起火警的。罗先生遇到这种不幸的事，仍能苦撑下去，弦歌之声不绝，可以想到他的修养了。”又说：“西南联大中文系里，北大和清华的老师和学生在初期相处得并不太融洽，小的摩擦总是难免的。记得1940年秋季闻一多先生本来是开《楚辞》的，这一年要开唐诗。而唐诗本来是罗庸先生开的，于是罗庸先生就说：那么我就开《楚辞》好了。由此也可看出罗庸的博学。”
周法高所言不虚，当罗庸接手《楚辞》课业后，所显示的博学与研究功力深受同行赞誉，而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不下于杜诗。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有罗常培和罗庸两位罗姓教授，师生们称为“大罗先生”与“小罗先生”。因为二人非但年龄稍有大小，身材也略显出高矮。两位罗先生都京音纯正，善于讲课但风格不同，大罗先生又被尊称为“罗长官”，盖因一度执掌联大中文系之故。罗常培讲课条理明晰，论述晓畅，把音韵学中一些晦涩模糊的问题，用现代语音观点予以剖析，使人有涣然冰释之感。小罗先生声音洪亮，节奏分明，跌荡起伏，收纵自如，有“罗叫天”之美誉（比况京剧泰斗“小叫天”谭鑫培），很令联大师生敬佩。有一天晚上，罗要讲《楚辞》中的《九歌》，海报一出，连住在昆明城东的联大工学院的同学都纷纷跑到城西的联大听讲。一间差不多可容百人的教室，坐满了听众，窗外还站着一群外校学生。罗一气讲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夜深才结束，中途很少有人退场。据早些时候听过罗庸杜诗课的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回忆，罗讲杜诗的情景要比讲《楚辞》还要引人入胜，其感情的投入和声情并茂的演讲，令人陶醉，浮想联翩。赵说：“罗先生是
《论语》《孟子》和杜诗专家，有精湛的研究。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那天，我去听课，他正好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教室里坐满了人，多数是中文系同学，我与外文系几个同学坐在最后边。罗先生一开始就读原诗：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先生来回走着放声念，好听得很……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做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罗先生也把杜甫这首诗跟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精彩多了，因为杜甫思想境界高，忧国忧民之心炽热，看得远，想得深。罗先生接着问，诗的广度和深度从何而来？又说到诗人的使命等。他说从杜甫这首诗里已清楚看到唐王朝所谓‘开元盛世’中埋伏着的种种危机，大树梢头已感到强劲的风声。此诗作于七五二年，再过三年，七五五年（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唐帝国就支离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诗是最好的见证。罗先生立即吟诵：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吟完了，罗先生说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到南岳山中……先生低声叹息，课堂鸦雀无声，窗外刮着阵阵秋风……”
1944年秋，罗常培赴美讲学，联大中文系主任由罗庸代理，直至西南联大解散北返。按常规，北大复校后，罗庸本人应随校迁平，继续当他的北大教授或代理个系主任什么的。但蹊跷的是他没有随大队人马回平，而是悄然留在由联大师范学院改制的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对于这一打破常规的抉择究其原因若何？罗氏本人没有公开披露，外界人士包括联大中文系学生也多有不知，公开出版的联大校史等书籍与纪念文章，在提到这一令人疑惑的转折点时，也只是一笔带过。或许罗庸留昆的隐秘尚没有揭开，或许本属正常——但从两年之后即离开的事实推断，恐怕又非其本意。最有可能的一个解释是，罗与抗战后出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不甚合拍，此点从上述傅斯年于1945年10月17日写给尚在美国的胡适信函中可以窥出一点蛛丝马迹：“二罗皆愈来愈糟……此系绝对有办法，但主任无人。”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载，联大中文系教职编制如下：
教授十人：罗常培、罗庸、杨振声、唐兰（以上属北大），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以上属清华），游国恩（由联大直聘）。
副教授二人，陈梦家、许维遹（皆属清华）。
另有陈寅恪（清华，与历史系合聘）、魏建功（北大）已先后离校，未计在内。
以此推断，傅斯年信中所说的“二罗”应是罗常培、罗庸。当时罗常培尚在美国讲学未归，而就昆明的罗庸而言，属于沉默寡言的一类，为人处世保持低调、谨慎，很少显山露水，性格沉稳坚毅，但绝不像刘文典那样张牙舞爪地容易遭人嫉妒忌恨（南按：刘氏除了被闻一多一个点射踢出门外，后来在评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时又被傅斯年借机敲了一棒，自此倒地不起。见后文）。
如前所述，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为北大办文科研究所事向远在美国的胡适禀报，内中有“汤公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大卖力气，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公超、膺中皆热心，只有从吾胡闹”。信中说的莘田是指罗常培，膺中自是罗庸。想不到几年之后，在傅斯年眼里“二罗”竟成为“越来越糟”的人物了。这一变化，除了抗战后期各自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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