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8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调驻法大使魏道明任之。胡适接到免去他驻美大使职务的电报后，已近夜11点钟，他斜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稍后便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谢。”
9月18日，胡适交卸差事后，提着自己的行李，黯然离开了在华盛顿的官邸——双橡园，结束了4年“过河卒子过洋来”的大使生涯。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这样记述道：
今天早十一点离开双橡园，离开华盛顿。
同事诸人都在站送我。刘锴躲在我房里，我忽然觉悟，他不愿人看见他流泪。他送我直到Baltimore（巴尔的摩），才回去。我也下泪与他相别。
胡适含泪与同事握别，孤独地来到纽约东八十一街一零四号，开始了断断续续大学教书和蹲在自己租住的房舍研究学问的寓公生活，此一居又是4年之久。
既然已经卸任驻美大使，标志着“战时征调”已经结束，该复员回乡了，但胡适为何仍寓住纽约迟迟不肯回国？个中原因颇为复杂，除了他两个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当时正在美国读书需要一笔钱外，国民政府中枢也不希望他立即回国。内在缘由，曾担任过外交部部长的郭泰祺（南按：珍珠港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批评过的以巨额公款购买私人豪宅的那位），于1942年10月6日托人带给胡适的一封密函中有所披露，信中说：“兄持节四年，誉满寰瀛，功在国家，一旦去职，中外同深惋惜。”又说：“近阅报载言美各大学纷纷请兄留美讲学。鄙意兄若能勉徇其请，似较‘即作归计’之为愈。因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信中所言多含隐语，但胡适心领神会。此时国民政府中枢，甚或蒋介石本人不想让外界对自己生发“狡兔死，走狗烹”的恶劣印象和非议，同时胡适留美在各大学演讲，还可以像小炉匠一样，在中美关系的一些裂缝破洞间，起到敲敲打打的修补作用。而就胡适本人而言，刚卸去一个攻坚抗垒、搏杀前沿的“卒子”职责，也需要有一喘气和改变角色的缓冲机会，不至于因丢官罢职而在国人面前大跌面子。如此这般，在美国委屈求全，遮遮掩掩地留住近4年之后，胡适终以北京大学校长的新头衔，于1946年6月5日下午1点50分，离开纽约东八十一街一零四号居所，乘朋友的汽车赶往码头，精神抖擞地健步登上客轮甲板。下午3点半，邮轮拔锚起程，站在甲板上的胡适望着渐渐远去的纽约百感交集，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深情地记载道：
此次留美国，凡八年八个月（sept.26，1937到june.5，1946）。
别了，美国！别了，纽约！
富有意味的是，当胡适跨过浩瀚的太平洋，于7月4日靠近离别近九年的故土时，迎接他的首先是狂风暴雨，继而是如血的残阳。此时的胡适没有意识到，这转换突兀的物色景致，既是一种象征，又是《易》卦辞所昭示“主大凶”的不祥之兆。它预示着古老的华夏民族文武周公孔子的后代子民们，在经过八年血火交织、抗击外虐的苦战之后，将再度展开一场更加酷烈的大战与剧战，紧随其后的将是国民党的败亡与赤县神州山河变色。——此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北方的炮火硝烟已随着漫天黄沙起舞升腾。再过一个多月，也就是8月10日，美国特使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将正式宣布“调处”失败，同一种族的兄弟在自家的庭院中老鼠动刀——窝里反将起来。历史进程的狂风大势已将这群黄皮肤黑头发的种族分化为非“赤”即“白”两大阵营，身处这阵营中的各色人等，再也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和半块自由的家园了。不是革命的战士，就是反革命的罪魁，芸芸众生只能在一场改天换地、再造寰宇的滚滚洪流中，别无选择地扔下锄头镰刀与乞讨的要饭瓢，身着草鞋裤衩，赤膊上阵，抡刀舞棍地展开灵与肉的搏杀与撕咬。
在黄浦江码头走下船头甲板的胡适当然顾不得日出东方西边雨，是大吉大利还是“主大凶”的预兆。像当年他出使美国一样，此次回归祖国，是为“复兴北大”与全国学术界这一“大事因缘”而来。
往事已矣，不堪回首，梦想与光荣、孤独与屈辱皆成过去。摆在胡适面前的一个首要任务和重大目标，就是把北大建成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教育、研究与传播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文化重镇。
藏海花
老九门
美人为馅
分手再说我爱你
赏金猎人
诡灵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