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所说的“校场口血案”，发生于1946年2月10日，当时重庆各界二十多个团体在校场口广场联合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到会者达一万余众。政协代表周恩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邵力子等应邀参加大会。会议开始时，国民党当局派遣大批特工人员，以重庆工务会、农务会、商务会等名义强行入场，抢占主席台。大会主持者李公朴上前阻止，被特务包围，一顿乱拳将其打翻在地，而后像踢地瓜和玉米棒子一样，几脚踢于台下，李头部中伤，血流不止。出席会议的演讲人郭沫若、马寅初、章乃器、施复亮等人也遭到唾骂和追打，自视甚高的郭沫若与特工人员互殴，结果当场挨了几个响亮的耳光后被无情地踢于台下。为表示自己与从不同和戏剧家出身，郭灰头土脸地被人扶起时，还模仿戏剧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仰首张目，“哈哈”大笑了一番，以示对特工人员的极度蔑视。个头瘦小的沈钧儒面对特工人员的行凶闹事，挥舞小拳头连声高呼：“不怕，不怕！”号召有血性者和真正的英雄好汉与其对打，以牙还牙，以暴力对付暴力。于是，两股力量扭打在一起，纠缠在一处，鲜血喷溅，哀号不止，现场一度混乱。特工加打手们以事先准备的铁条、砖头等将主席台人员或抽倒在地，或拍于台下，混战中连围观的的记者和部分看客一并打倒在地，共有60多人被殴伤——这就是著名的重庆“校场口血案”。混战中，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将领冯玉祥闻讯赶到会场，加以制止和痛斥，特工人员和雇用的打手们才四散而去。
此事经过媒体渲染与中共地下力量暗中造势，引起全国性关注，与被打者政治思想和路径相同者，纷纷通电抗议国民党特工人员的暴行，要求惩办凶手，给被殴伤者一个说法。西南联大在中共地下支部和拥护分子闻一多、吴晗等人的造势与鼓动下，2月17日，昆明学联、昆明文协等十团体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举行万人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抗议国民政府当局制造“校场口血案”。此时，原在联大师生声讨中卷起铺盖离开云南，灰溜溜跑回重庆的李宗黄又趾高气扬地出任新职，众人怀着对李的愤怒和对蒋介石的不满来到了会场进行讨伐。这也是夏济安日记中所表露的此次会议参加人数较多的一个深层原因或者说巧合。
针对联大师生对“校场口血案”和“东北问题”游行所表现的不同阵势和不同心理，夏济安在日记中总结性地说“参加反政府的游行，虽然有手榴弹的危险，却容易博‘勇士’、‘烈士’之名，故参加之人多。参加受政府赞助的游行，虽然（或因为）有宪警的保护，却易蒙动机不纯之嫌疑，洁身自好者不去。真正有勇气的人，只问自己良心无愧，工作的本身有没有意义，既不怕手榴弹，亦不怕清议——然而清议比手榴弹更可怕。我就是个怕清议的人。谣传发起一百十教授宣言的蔡维藩等曾领到三百万赏金。若果有此事，蔡等之心不可问；若无此事，则左派分子造谣手段之恶劣，实在可怕。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谣中伤的真心爱国人。”
夏济安其心可感，但毕竟是一典型的文人书生，每在纸上说得头头是道，一到实际就因怕“清议”而变得缩手缩脚，不敢动弹了。因了这政治的缘故也牵涉到生活中的是非观念，夏济安如痴似狂地暗恋的那个湖南籍女生，若同是湖南籍且德望甚高的向达出面做媒，或许有成功的希望，但事情没有按这个轨道行进。2月26日，夏济安日记载：“我预定代我去做月老的向先生，近来因为东北问题，我同他意见很不合，我不高兴多麻烦他。”此后，不但夏济安费尽心机所追求的女生成为黄粱美梦一场空，夏氏与向达也成了陌路之人（南按：经此变故，夏终生未娶，赴台后英年早逝）。而在心理上，夏氏与闻一多、吴晗等人形成的距离，则不是用一个“陌路”可以表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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