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谁缔宣和海上盟(第3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139 书名:《南渡北归 第二部:北归》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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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剧;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纪录。”又说:“雅尔达会议的召开(南按:雅尔塔,时译为雅尔达),正在中国中原湘桂各次战役失利之后,原子弹尚未成功以前,罗斯福在两面作战的形势下,急于要求苏联对日宣战,其处境心情,我们容能了解;但不顾道义,违背本心,同意苏联的要求,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其事绝不可恕。罗斯福及其领导的美国,在中国人心灵上原占有极其友好的地位,但这种地位已因雅尔达秘密协定大受打击。我们绝不能因为罗斯福在这次整个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以及其他过去对于中国的同情及援助,就原宥他这次的过失和责任。”而“自‘九一八’以来,英国对于中国的抵抗日本,从来缺乏公平而有效的援助,甚至于一度封锁中国的惟一国际交通,以求对日妥协。这种态度,久已有失公道。邱吉尔在雅尔达会议以前,曾特意夸大美国对华的援助,他蔑视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贡献及其他应占有的地位,在雅尔达会议上,他显然背负了为英国盟邦的中国,这完全是一种不荣誉的行为。”
在揭露美英帝国主义者不仁不义的同时,《抗议》以大量篇幅对苏联的阴谋和恶行进行了痛斥:“苏联在雅尔达会议中的要求,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中苏友爱的新基础。违反苏联多次的对外宣言,尤其是对华放弃帝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违反大西洋宪章以来各重要文件的精神。苏联所标榜的打倒帝国主义,然则今日苏联要求恢复其‘俄罗斯帝国的权利’,又何以自解?苏联乘人之难,提出这种要求,其异于帝俄对中国之行为者何在?这种行为难免造成今后世界战祸的因素。为中国,为世界,我们不得不提出严厉的抗议……”
最后,傅斯年等警告中国政府当局:“应将这一问题及最近东北各种震惊人心的发展全部公开,要求联合国调查,用以杜绝今后任何可能类此的秘密外交,并以避免东北重为世界大战的因素。关于目前的局势,中国政府除在苏联同样履行其条约义务的条件下履行其所签订的中苏条约中所应履行的义务外,不得再有任何丧失国家主权及利益的行为。”同时呼吁:“全国上下,不分党派,一致团结,监督政府,督促政府努力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其主权、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2月25日,怒气未消的傅斯年又于重庆《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长篇檄文,指出中国失去东北的严重后果:假如没有了东北,中国永不能为名副其实的一等国,永不能发展重工业、纤维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力业,中国必永为贫、病、愚之国,永远走不上积极建设之路。因而,“中国不惜为东北死几千万人,损失国民财富十分之九,不惜为东北赌国家之兴废,赌民族之存亡”。
就在重庆学生游行示威与傅斯年等学界大腕们在报刊连篇累牍撰文,对进驻东北的苏军口诛笔伐之际,西南联大师生也开始了行动。首先是110名教授联名发表《对东北问题宣言》,主张苏联军队撤出东北。然后是千余名师生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为苏军在东北搬运机器和强奸妇女等罪恶举行东北问题演讲会,联大教授傅恩龄、冯友兰、查良钊、雷海宗、燕树棠、高崇熙等分别讲话,对苏军暗杀张莘夫等一连串罪恶大加讨伐。会后师生走出校园在昆明大街小巷游行,高喊苏军撤出东北等口号以壮声威。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大小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吏、群众,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呐喊行动。
如此全国性的抵抗热潮,自然引起了国际政界和舆论高度警觉与关注,先是苏联以提出抗议为名,对自己的恶行强行狡辩,谓此次游行乃中国政府内部有人策动,并谓何以不要求美国撤兵而偏要求苏军撤退?但中国民众并不买账,依然高呼“俄国佬滚出去”的口号。驻沈阳苏军司令在舆论压力下,公开出面承认东北机器装备许多已运往苏联,但此事系根据三国协定所为,并无不妥。美国方面一听大感不快,国务卿发表声明,谓苏军的做法纯是擅自主张,并无任何协定根据,那位司令官是因伏特加喝多了,才如此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因各地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对苏军的恶行抓住不放,驻长春苏军只得对外发表声明,谓东北苏军在撤退中,撤尽时期不致迟于美军。于是,围绕苏军到底是正在撤退还是压根未退,美国是否同时撤退?
张莘夫事件凶手到底是谁?如何惩办凶手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在知识阶层和学生中又产生了新的分歧和争论。西南联大教授签名行动中,吴晗所说的几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员”,自是指冯友兰、查良钊、燕树棠等人,而那个“被愚弄的签了名的中间分子”则是历史系教授向达。向达后来在报上发表声明,指出“拿给他签名的油印宣言与报纸上发表的宣言不同,并说自己签名时曾附注也要请美国撤兵,冯文潜、汤用彤教授都同意这个意见”云云。
因了这些事件,西南联大师生中的左、中、右三派外加另类派等各个派别,渐渐分化融合成两个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见面恨不得拔出刀子一刀结果对方性命的政治兼暴力色彩的派系。在闻一多与吴晗等人看来,国民党之所以支持这次游行,除了促使苏联撤军之外,还有反对和阻止中共军队接收东北的意图,因而除了敦请历史系向达发表声明,以“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吴晗也跑到前台,亲自赤膊上阵,发表战斗檄文,以骂街的方式与口气,向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反苏教授、学者讨伐起来。吴晗说:“在御造的‘全国性’的反苏空气中,平时,三缄其口,口口声声‘天皇圣明,民罪当诛’的若干名历史教授,好容易抓得了机会,也许,还不如说,好容易有这样一个御造的机会,来卖弄他们积陈几十年,霉得发黑的历史观点吧!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养狗千日,用在一朝,大发其史学宏论,从历史观点证明苏联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从中西文化之演变中,证明苏联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并称此次东北事件,即其帝国主义者之侵略野心表现云云。”骂过之后,吴晗以战斗的激情呵斥道:“名历史教授们听着!帝俄决不是苏联,也不可能等于苏联!帝俄的侵略账不能算在苏联的账上,犹之乎清朝和北洋军阀的一些丧权辱国的滥账不能算在国民政府账上同理。”而“就中苏关系说,过去帝俄是中国的敌人,而一九一七年以后的苏联,却百分之百是中国的友人,铁证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曲解苏联即帝俄,不但厚诬苏联,厚诬中国人民,也厚诬了历史。”
此时,作为“斗士”的吴晗,已不是几年前由云大转联大受挫而求助傅斯年为之“吹嘘”的时候了,不同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使他与傅斯年越离越远,直至公开对垒叫板,彻底决裂。因了这一事件和缘由,两年之后,傅斯年率三千弟子渡海赴台,吴晗以中共新贵的身份接管北大、清华,也就不再令人感到唐突和茫然。
对于此次事件,当时任教于联大外文系、无派无系的青年教师夏济安用自己特殊眼光和思维,对各派系的表现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作了一番“另类”评判。夏在1946年2月21日的日记中说:“除了想她之外,东北问题也很使我忧念,因此午觉不能入睡。连日少休息,精神不佳。我关心国事,倒是出于真心。我不在其位,尚且如此关心,一旦真的做了大官,岂不一天到晚要愁死了吗?东北问题,非美苏打一打不能解决。我看得很清楚,可是还在替国家着急。苏联如此四处不断扩张,战机实已迫切。今秋平津开得成学否还成问题。苏联如果胜了,我算是白投了个人生,大可以不必活下去了。可是我不信我的命如是之坏,假如我下半生还有点作为,大致美国是可以打胜的。”
夏氏日记中所说的想她之“她”,是联大外文系一湖南籍的漂亮女生,夏氏正处于对这位女生的迷恋与幻想中。隔一天,也就是2月23日一早,夏济安在忧国忧民的同时,想请同宿舍另一位青年教师钱学熙为自己作恋爱参谋,并有“今天他起来得较早,我先请他吃面,谈论陪都学生反苏大游行一事,我很兴奋。昆明如有此种游行,我准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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