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罗氏整日混迹于各党派与政治团体中左右摇摆，遇事采取和稀泥做法和“神妙”表现，不但左派人士不满意，即是国民党右派人士也对其深表鄙视，于是有的国民党报纸给罗隆基起了个“玻璃裤子”的绰号，又谓他是共产党的“尾巴”等。据说有一次蒋梦麟质问他为什么愿意做共产党的尾巴？罗隆基干脆地说“做共产党的尾巴比做国民党的尾巴好”，意思是只要能得到好处，管他尾巴还是头，有奶便是娘，尽管做下去便是了。于是当国共谈判决裂之后，中共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南京的报纸就发表《驱逐罗隆基》的文章，认为罗在南京已无所附骥，应赶快追随周氏至延安做共产党的尾巴。有为罗打抱不平者，认为周恩来不是被驱逐出境的，为何单独要把罗隆基驱逐出境？媒体遂对之曰：“街上的狗只有切断尾巴的，没有切断头的。”梁实秋对此曾有过议论，认为“这话说得太可怕了”。
闻一多在清华任教的时候，好友梁实秋去探访，恰逢罗隆基在座，言谈中闻一多对这位老同学正颜厉色地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此语令罗隆基大为尴尬。对此，梁实秋说，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说明闻一多于抗战前夕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与世无争。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来到昆明之后，罗、闻还是阴阳差错，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了一起。
在潜伏于昆明中共强势力量的四面夹击下，闻一多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丕变，烧火的各方见时机成熟，趁热打铁，于1944年在吴晗的介绍下，闻一多加入了民盟。“从此，闻一多和吴晗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了。”——这便是闻一多由“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的学者，一跃成为“革命斗士”的人生历程。
既然成为“斗士”，以后生活的主题就要突出一个“斗”字。当时加入民盟的已有云大的楚图南、潘大逵与联大的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吴晗，外加北门以开书店为掩护的小老板李公朴等知识分子。于是，一干人马扛着民盟的大旗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呼风唤雨地“斗”将起来。闻一多以“九头鸟”特有的性格后来居上，一出场就显得勇猛异常，全身心地投入进来，达到了“成天的奔走，成天的工作，看书的时间没有，连看报都得在深夜上床的时候看”的境界。因了这种表现，很快被晋升为民盟昆明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成为负责人的闻一多“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这一切在民盟和西南联大史册上都留下了车载斗量的资料，很难一一详述。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言以蔽之，所谓“斗”，其主要方式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发表演讲、宣言、通电、出壁报、演话剧等，以此作为投枪、匕首外加手榴弹，和国民党集团与国民政府斗，直至斗出了一个学潮汹汹，游行队伍接连不断，反政府口号响彻云天的局面。
既然民盟诸将皆喊着口号公开“斗”将起来，那么被“斗”的一方也不能闲着，开始进行反“斗”。双方皆立下宏愿，决心“斗”出一个“名堂”，若无名堂皆不罢休。对方先是在怒恨交加中谓闻一多、罗隆基为“闻一多夫”、“罗隆斯基”，此后特别送给闻氏一个新的绰号“闻疯子”，并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对这个“疯子”为首的“斗士”们予以“膺惩”。此时，闻、吴等人已“斗”出了经验与胆识，并有了一套“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凡是共产党做的一定是好事，国民党干的一定是坏事”。
据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回忆说：“某年，杨振声从美国讲学回国，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开欢迎会，杨振声吹嘘美国是‘年青的国家’。闻先生当场反驳说：‘我认为美国不是年青的国家，苏联才是年青的国家。”于是二人当场争吵起来，欢迎会变成了吵闹会与叫骂会，联欢变成了联斗。北大复员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时，杨氏被学校的一批新贵与中共上层贬于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其中一个暗结就是与他的政治态度、思想观念与新贵们发生冲突有关。当然，这是后话，而对于闻一多越来越露骨的政治态度，吴晗曾不无得意地举例说：“就在研究生考试的前些日子，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搞了个大规模的反苏运动，发表了宣言，西南联合大学有一百多个人签了名。有人也来找一多签名，一多打听了一下，住在他家斜对面的一位签了名的教授，也是当时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从此人的口中，知道主持签名的是几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员。一多就来和我商量，我们就认为这一定是坏事，不但不签名，还想了个法子，通过当时被愚弄的签了名的中间分子，发表公开声明，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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