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十字街头异乡客(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101 书名:《南渡北归 第二部:北归》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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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联大任副教授不久,尚无资格与资深教授特别是刘文典一类人中豪杰相抗衡,只好硬着头皮携病妻袁震前往。因袁震的身体状况不能乘汽车翻越山高路险的乌蒙山区,只能乘坐飞机,而来回的机票却不能在联大报销,只能自己掏腰包。如此一折腾,便弄了个倾家荡产,生活陷入困顿。到了叙永之后,情况更加不妙,吴晗在《自传》中所说:“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渐增加,币值却逐天减少,生活越发过不去了。袁震又经常生病,躺着不能起床,住在乡下,上课来回走四十里。有一次袁震必须入医院治疗,可是(家中)什么也没有卖的,凑不出钱,感慨得很。”因为这种感慨,他开始心情烦躁,饭食难进,对国民党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学生们明显地看到,他讲课时很容易激动,抓住某一题目就指桑骂槐,将一腔怨恨发泄到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身上,并“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走出书屋,进入社会了”。
随着叙永分校撤销,1941年9月,吴晗携妻回到了昆明联大本部。在回昆明时,吴氏夫妇专门绕道重庆,看望了董必武。吴过去虽未见过董氏,但早已通过袁震与董有过多次书信往来,并建立了感情。见面后,吴向董透露了昆明和西南联大本部以及叙永分校师生的思想动向和政治倾向,董向吴氏夫妇讲了一些抗战形势与延安的秘闻。董、吴这次会见,在思想和心理上为吴晗成为一名“斗士”注入了催化剂,而这个催化剂一旦遇到相生的另一种原料,就会像核裂变一样发生快速反应。并将巨大的能量释放于指定的地点和场所。
当然,吴晗肚中的核反应堆真正发生裂变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正如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说:“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因从叙永绕重庆再到昆明,回到联大校本部的吴晗一家算是彻底坠入了赤贫阶层,此段生活令吴氏一直耿耿于怀,自己“一面教书,一面写书,一面还干家务,照料病人——我的妻,在闹柴米、油盐、扫地、炒菜、洗碗的时候,还得和学生和朋友谈话,讨论问题。”同闻一多一样,为了凑钱给袁震治病,吴晗忍痛把仅存的几本线装书全部卖给了联大图书馆,身上常年穿的是长衫一袭,破皮鞋一双,吸着从昆明地摊上买来的手工土制香烟,此种尴尬情状,吴晗不止一次地说过:“身份早已没有了,穿得破破烂烂,除了自己的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
正当吴晗作为一个“难民”踯躅昆明的十字街头,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关键时刻,中共派出的地下代表化装打扮悄悄地进村了,这便是吴晗后来所说的“政治来过问我了”。
1943年,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派南方局负责人华岗、周新民等人到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华岗化名林光侯,由云南籍的民盟负责人楚图南出面向云南大学推荐,担任云大社会学教授。
周新民的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在昆明市民盟负责组织方面的事务。此前,民盟云南方面的负责人罗隆基到重庆,向中共提出两党派之间相互联系的愿望,中共重庆办事处乃让罗回昆与华岗接头具体协商。于是,罗隆基与华岗商量后,除了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又把触角伸到了西南联大、云大等高校,开始有意识地与高级知识分子接触。华岗一到昆明,就筹划成立了一个“西南文化研究会”的组织,开始招募与传统派有别的另类知识分子参加,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潘光旦、曾昭抡、闻一多、吴晗等都参加了这一组织并以研究文化为引子开始秘密活动。但活动仅限内部整合与统一目标性质,或曰预热性质,离真正摆开场子,挽起袖子赤膊上阵大“斗”、特“斗”、豁出性命地“斗”,还有一段距离。
当时与周新民一起被派往昆明的,还有一位女性中共地下党员、精明老辣的李文宜。李是袁震的同乡,早年和袁溥之同学。因了这层关系,华岗便派李对准吴晗的软肋发力,争取里应外合将其一举拿下。于是,李文宜与周新民在悄悄地进村之后,很快成了吴晗家的座上客。吴的好友罗尔纲回忆说:“1939年春,社会研究所迁到昆明,设了个工作站在城外十多里的落索坡村,我在那里工作。不久,吴晗因昆明频遭轰炸,也搬家到落索坡村来住。那时吴晗变了另一个人,以前是生龙活虎,此时却消沉抑郁。他除了进城上课外,整天在村边桥头钓鱼,有时放下钓竿,在大路上低头踯躅。我看他心头怀有极大的苦闷,对他生命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就要来临。果然,没有多久,他就成为一个民主战士向反动统治战斗了。”
罗尔纲说吴晗钓鱼是真实的,但说不久就成为一名“战士”并开始投入战斗,则是他的猜测,或者故意粉饰,而这个猜测或粉饰皆与真实情况不符。对于吴在昆明的生活情形,或许他的学生辈人物更有发言权和说服力。曾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土木、历史、中文、外文等四个系的何兆武,在后来口述的《上学记》一书中提及了吴晗,并明确表示不喜欢吴晗的讲课,原因是吴不是对历史作综合的观察,而是分成许多条条框框,如中国的官制,中国的经济等,把历史分割成许多专史,缺乏综合的整体观点。在生活中,吴晗有几件事给何兆武留下了很不快的印象。何氏说:“我的姐姐是38级经济系的,毕业以后不能住在学校,得找个房子住,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间小房。‘二房东’在旧社会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被认为是从中剥削,吃差价。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吴晗轰过我们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兆武说的这件事应是吴晗自叙永分校归来之后,不过据吴氏说他那时“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场旁边的一座破楼里。说破楼,其实还是冠冕话,四面都是纸囱,上面瓦缝可见天,在楼下吃饭时,灰尘经常从楼上掉到饭碗里。下课自己买菜、煮饭,还得到门外古井里打水。记得开头几次不会打,水桶放下去无论如何舀不进水,实在急了,死劲拉水绳把水桶向下冲。结果,把水桶底震掉了,拉上来的是一个无底桶,弄得哭笑不得”。
吴、何二人到底谁说的更符合历史真实,或者二人说的不是一时一地,关公大战了秦琼?这个悬案只有期待未来的研究者予以弄清。但无论如何,吴晗在西南联大时代给何兆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在谈到昆明遭日机轰炸的情形时,何兆武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并对吴晗有所评价。每当警报来临,大家往郊外奔跑,二十来岁的青年学生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但老师们因年纪较大,又在书斋里静坐惯了,翻山越岭就费劲多了,而正是这样的反差,给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提供了观察各色人物的机会。何氏说“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与昆明各校师生、社会民众甚至于梅贻琦、吴晗等人“跑警报”的际遇相同的是,此时在湖北黄梅县的一个山沟里,有一位叫废名(冯文炳)的学者也在跑警报,只是此处不叫跑警报而叫“跑反”。废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抗战爆发后回到老家湖北黄梅,经历了多次挈妇将雏弃家“跑反”的流徙生活。1939年,凭借从亲属那里借到的三元钱旅资,废名辗转到了一个叫金家寨的乡村小学教国语,半年后又赴临时设在五祖寺的黄梅县中学教英语,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重返北大任教。1947年,应《文学杂志》编辑朱光潜之邀,创作了以自己在故乡避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从1947年6月到1948年11月在《文学杂志》连载,轰动一时。小说借废名的影子——莫须有先生对战争生活的观察,道出了自己的感受:“在民国二十六年以前,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民众,简直有点痛恨中国民众没出息。”但经历了抗战,莫须有先生始感到没出息的不是中国民众,而是“中国的读书人”。作者高度赞赏了乡间民众在战火纷飞中镇定自如地耕地、拾炮弹壳、带着牛羊猪狗“跑反”,且在空隙中打牌的“精神”,认为这一切隐含着平民百姓坚韧的求生意志和求存能力,而普通民众的生活与经受的苦难,要远比知识分子悲惨得多。在废名的描述中,“跑反”是一个在民间有长久积淀的语汇,天下乱了谓之“反”了,而且这个乱一定是天下大乱,并不是局部的乱,局部的乱谓之“闹事”。“闹事”二字是一个价值判断,意若曰你可以不必闹事了。若“跑反”则等于暴风雨来了,人力是无可奈何的,无论是内乱是外患,一样说“反了,要跑反了”,仅莫须有先生听到的就有“跑满清的反”、“跑长毛的反”等。“跑反”已经成为民间的持久记忆以及战乱年代的恒常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蕴涵着对命运的无奈与乡民的生存哲学和智慧。莫须有先生说,抗战时期“跑鬼子的反”,不仅仅是人,相反,“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头牛,其次是一头猪,老头儿则留在家里看守房子,要杀死便杀死”,有一种豁出去了的镇定。跑得次数多了,农人们在间歇的空隙依旧聚众打牌,或者在竹林间谈笑自若地纳凉。对此,作者废名站在底层的乡土上,以农民的视角对知识分子进行拷问:“同莫须有先生一样在大都市大学校里头当教员的人,可以说是没有做过‘国民’。做国民的痛苦,做国民的责任,做国民的义务,他们一概没有经验。这次抗战他们算是逃了难,算是与一般国民有共同的命运,算是做了国民了。”但是这些大学里的教授并没有做多久“国民”,经历了最初的颠沛流离之后,与中国底层的老百姓相比,他们的身份依然特殊,“逃难逃到一定的地方以后,他们又同从前在大都市里一样,仍是特殊阶级,非国民阶级”,且对这种特别身份和特殊阶级的自我认同与标榜,比其他时候更为强烈。
对于废名的认识和观点,远在昆明的何兆武亦深有感触,在心有戚戚焉的同时,将所熟悉的知识分子从“人”性的角度进行了审视。何氏在《上学记》中所述的吴晗跑警报的形象,以及特别触及的吴晗罢教的一个插曲,便可见出埋藏于不同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底色。吴晗由云大转入联大后,教的是中国通史公共必修课,因为是要计学分的必修,平时上课的人很多,结果第一个学年下来,全班考试没有一人合格,众生大感惊讶。据说当时联大也有类似情况,如周培源教的物理系二年级必修课力学,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这个路数有点像《水浒传》里描述的孟州牢城一样,犯人来了先打一百杀威棒,要你尝点苦头,知道对方的厉害。但这种做法用到教学上,必须是权威教授、学术大腕才可偶尔露一手,不是什么人都能仿效的。吴晗1934年夏天才从清华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39年底从云南大学转入联大时才30岁,职称为副教授,属于典型的土包子学者,无论是年龄、学历、资历、学术水平和声望等,都难以和留学东西洋的大字号“海龟”相比,也很难让比自己小不了几岁、同样心高气傲的学生们折服。在这种情况下,吴晗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全班学生抡起杀威棒一顿乱打,此举不但不能制服对方,反而让全校师生有一种吴某人妄自尊大、不知深浅轻重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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