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携夫人赵萝蕤到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随校迁云南，在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任教，与闻一多成为朝夕相处的师生加同事。至此，闻氏在授学生涯中遭遇并喜爱的左右两“家”，各自的发展方向与日后可能取得的成就已经注定。半年前，臧克家的北平之行，不仅意味着与恩师在人世间的永诀，同时也意味着二人在事业的追求与前行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清华园相会，闻对臧说的那句寓意深刻的“一个写诗写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会作得好！”臧氏自诩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却极富悲剧意味地领会成“写诗会磨炼人的心啊”。——臧克家说这句话的时候是1980年，其时已75岁，这就是说不仅他当时没有顿悟老师的真正意旨，而一辈子都稀里糊涂地未能明了暗含于老师心灵深处的真正“意思”。而真正明白者，乃是闻氏喜爱的另一“家”陈氏。这就是为什么陈梦家在继诗人之后短短的十几年中，就迅速成为世所公认的著名古文字学家、青铜器研究专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并在业内独树一帜，取得了举世学者难以企及的辉煌成就的原因。同时也是臧克家终生在诗歌创作的小圈子转来绕去，在越来越政治化的诗坛上，像小炉匠一样敲敲打打，热炒热卖，除了早年为他赢得声名的如《老马》等几篇诗作，再也难得有可人业绩出现的悲剧所在。当然，人的天才、灵性与识见是有差别且差别至深、巨大的，无论这其中的哪一个方面，臧克家都无法与陈梦家匹敌。这就是为何陈梦家可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流落到重庆的臧克家曾给闻一多几次写信，欲往昆明求得一个小小教职而不得的又一缘由。
陈梦家在西南联大主要讲授中国文字学与《尚书》通论等课程。据同在联大文学院任教的钱穆回忆：“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及是夫妇同来联大。其夫人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梦家在流亡中第一任务，所至必先觅屋安家。诸教授群慕与其夫妇游，而彼夫妇亦特喜与余游。”钱穆这段回忆，接下来主要叙述陈梦家在蒙自热情促成其撰写后来影响巨大的《国史大纲》一事，并对书成后没有提及陈梦家之贡献表示歉意。“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而在余之《国史大纲》引论中，乃竟未提及。及今闻梦家已作古人，握笔追思，岂胜怅惘。”
陈梦家除了以诗成名，钻研乌龟壳上古文字被时人所重，娶了貌若天仙的燕大校花赵萝蕤，弄得群教授坐立不安，争相与之游外，其“觅屋安家”的能耐，也颇受同行特别是一些岁数较大的儒生们所推崇。其中，闻一多一家的安置就得益于陈梦家这一特殊的本领。1938年6月22日，闻一多给他在家乡的夫人高孝贞写信说：“上星期未得你的信，等到今天已经星期三了，还不见信来，不知是什么道理。究竟如何决定，来或不来，我好准备房子。陈梦家住的房很宽绰，他愿分一半给我，但有一条件，他的嫂嫂现住香港，也有来意，如果来，就得让给他嫂嫂住了。所以万一他嫂嫂要来，我就得另找房子，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我须在来接你以前，把房子定好，一切都安排好，事情很多，我如何忙得过来，所以你非早点让我知道不可。”
当时高孝贞带着孩子与女佣赵妈，正住在武昌磨石街新25号一幢二层小楼里，这是闻一多与兄弟们合资买下的房子。想不到信发五天之后，闻一多就得到了确切消息，因柳州航空学校要迁往蒙自，且要占用联大文、法商学院校舍，军事当局令师生们回迁昆明。闻一多匆忙再给妻子写信解释“现在非住昆明不可了。但昆明找房甚难，并且非我自己去不可。现在学校已决定七月二十三日结束功课。我候功课结束，即刻到昆明，至少一星期才能把房子找定。所以你非等七月底来不可。”又说：“前后共寄六百元，除前函嘱你给一百元与驷弟或父亲之外，其余五百元想在动身前还要用去一些。但事先总有一预算，请把这预算告诉我。能节省的就节省。昆明房租甚贵，置家具又要一笔大款。我手上现无存款，故颇着急。自然我日夜在盼望你来，我也愿你们来，与你一同吃苦，但手中若略有积蓄，能不吃苦岂不更好？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在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本来应该戒烟，但因烟不如茶好戒，所以先从茶戒起，你将来来了，如果要我戒烟，我想，为你的缘故，烟也未尝不能戒。”信中闪烁着真情的家常话，除透出云南觅房租屋的困难和闻、陈师生的情谊，也预示着闻一多穷苦愁困生活自此开始了。
当西南联大文、法商学院的师生来到昆明时，日军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已展大规模轰炸，闻夫人携五个子女连同女佣赵妈，与闻一多之弟闻家驷一家，在炮火硝烟中离开武昌，经长沙至香港，转越南海防，一路艰难向昆明奔来。闻一多来昆明后的情况比预料的要好些，因得陈梦家相助，总算找到了房子，他在致妻子的信中说：“昆明的房子又贵又难找，我来了不满一星期，幸亏陈梦家帮忙，把房子找好了，现在只要慢慢布置，包你来了满意，房东答应借家具，所以钱也不会花得很多……房子七间，在楼上，连电灯，月租六十元，押租二百元，房东借家具。这条件在昆明不算贵，押租已交，房租候搬入时再交，厨房在楼下。地点买菜最方便，但离学校稍远，好在我是能走路的，附近有小学。”又说：“房东是中医，开着很大的药铺，其亲戚徐君当教员，我认识，是游先生的好友。”
闻一多说的这座房子就是昆明著名的福寿巷3号姚宅，姚家世代行医，且医术医德皆为人称道，故挣下了一份大家业。闻氏租住的只是姚宅的前院，后院仍为姚家人居住（南按：后被田汉一家租住）。闻一多在信中还专门画了一幅平面示意图，为两层木构楼房，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二，皆宽敞豁亮。院内有一大天井，约30平方米，四季如春，花木葱茏，蝶飞虫鸣，令人神怡，这在昆明完全算得上是上等的好宅院了。闻一多妻子儿女到来后，一家八口住楼上三间正房及一间厢房，其弟闻家驷被聘为联大外文系副教授，一家五口住楼上另一厢房，整个大家庭倒也其乐融融。房东姚家乃知书达理的大家主，对读书人格外尊敬，并与联大、云大许多教授如唐兰、罗庸、刘文典、沈从文、胡小石等过从甚密，教授们患病，也多找姚家医治。闻一多不时与主人作些交谈，两家相处和睦，子女又同在昆华附小读书，因而关系甚好。只是主人家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可能年轻的时候受婆婆虐待过甚，吃过不少苦头，或者年轻时性生活不如意，到了自己终于由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时，开始有些变态地把当年的仇恨一股脑地转嫁到一位叫荷花的丫鬟身上，三天两头便来上一顿花样翻新的毒打。那丫鬟面对横空飞来的棍棒皮鞭，或跑或跳，或在地下乱滚，发出声声鬼哭狼嚎般凄厉的惨叫。每当此时，在楼上伏首做研究的闻一多不得不停止工作，走下楼来加以劝阻，回到楼上时，一边摇头，一边喃喃自语：“太不像话，太不像话！”时间一长，下楼阻止老太太的撒泼耍横，就成了闻一多像给学生讲课一样习以为常的事务。
据说陈梦家来昆明后，托当时在云南大学任讲师的好友徐嘉瑞（南按：后任云大教授兼文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教育厅长、省文联主席等职）为其找房，徐与姚家是亲戚，知道姚氏家大业大，便向其求援。国难当头，颇识大体的姚家主人便腾出这所上等的好房子待客。后来随着昆明遭到轰炸，闻家离开了姚宅，在城里城外几经搬迁折腾，但再也没有这样好的房子可供安身立命了。
学校南迁之后，闻一多仍然延续了清华园五年的一贯作风，除上讲堂便回到舍内闭门读书研究，常足不出户，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在蒙自如此，到了昆明依然故我，直到1942年，对于当时国民党及最高统帅蒋介石领导的全国抗战仍充满信心。有一次他和儿子闻立鹤交谈国际国内局势，在谈到蒋介石时，说：“此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就在这年6月，清华大学召开迁昆后第十五次教授会，议决聘请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为联大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同时，在当时的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的力荐下，陈梦家与许维通两位教员挤入副教授席位。这是闻氏对弟子的关照，也是陈梦家本身所具有的才华和努力的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想不到四年之后，闻、陈二人便阴阳相隔，再也不能相见叙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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