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闻一多对刘文典一剑封喉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89 书名:《南渡北归 第二部:北归》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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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磨黑之行,在西南联大校园引起了波澜。当时清华聘任委员会已召开会议,议决续聘刘为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但清华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对刘氏的磨黑之行大为不满,认为此人的所作所为有失一位学者的操守,不足以为人师表,不但不寄发聘书,并以手中掌控的权力将刘氏解聘,欲革出清华。众教员闻讯,觉得事关重大,尽管刘文典磨黑之行,无视顶头上司、清华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的存在,居然不打招呼,独自出走,属于典型的“犯上”,但并没有“作乱”,因而罪不当革职并被扫地出门。众人纷纷为刘氏讲情,企图挽救“国宝”于危难。据同为中文系教授的王力在《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一文中回忆:“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滇南某土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被革职的消息传到磨黑,刘氏在震惊之余惶恐不安,顾不得吞云吐雾,缥缈于蓬莱仙境驾鹤逍遥了,匆忙于7月25日写长信向梅贻琦申辩,试图挽回颓局。信函如下:
月涵先生校长道鉴:
敬启者,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自前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褚墨之所能详。两兄既先后病殁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近年日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适滇南盐商有慕典文名者,愿以巨资请典为撰先人墓志;又因普洱区素号瘴乡,无人肯往任事,请典躬往考察,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者,绝非水土空气中有何毒质,不过疟蚊为祟,现代医学尽可预防。“瘴气”之名倘能打破,则专门学者敢来,地方富源可以开发矣!典平日持论,亦谓唐宋文人对瘴气夸张过甚。(王阳明大贤,其《瘗旅文》一篇,对欧阳修文瘴气形容太过)实开发西南之大阻力,深愿辞而辟之。故亦遂允其请。初拟在暑假中南游,继因雨季道途难行,加之深山中伏莽甚多,必结伴请兵护送,故遂以四月一日首途。动身之先,适在宋将军席上遇校长与蒋梦麟先生、罗莘田先生,当即面请赐假,承嘱以功课上事与罗先生商量,并承借薪一月治装。典以诸事既禀命而行,绝不虞有他故。到磨黑后,尚在预备《玄奘法师传》,妄想回校开班,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意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不料五月遽受停薪之处分,以后得昆明友朋信,知校中对典竟有更进一步之事。典初尚不信,因自问并无大过,徒因道途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耳。不意近得某君来“半官式”信,云学校已解聘;又云,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又云昆明物价涨十数倍(真有此事耶,米果实贵至万元耶),切不可再回学校,长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其他离奇之语,令人百思不解。典此行给罪在不可赦,学校尽可正式解聘,既发聘书,何以又讽令退还。典常有信致校中同仁,均言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之言。良以财力稍舒,可以专心全力教课也(此意似尚未向罗先生提及也)……典现正整理著作,预备在桂林付印,每日忙极(此间诸盐商筹款巨万,为典刊印著作,拙作前蒙校中特许列为清华大学整理国学丛书,不知现尚可用此名称否,乞并示知)。今得此书,特抽暇写此信,记莘田先生转呈。先生有何训示亦可告之莘田先生也。雨季一过,典即返昆明,良晤匪遥,不复多赘。总之典个人去留绝对不成问题,然典之心迹不可不自剖白,再者得地质系助教马君杏垣函,知地质系诸先生有意来此研究,此间地主托典致意,愿以全力相助,道中警卫,沿途各处食宿,到普洱后工作,均可效力,并愿捐资补助费用,特以奉闻。忙极不另写信矣。专此寸简,敬请道安不一。
弟 刘文典再拜 七月二十五日两天后的7月27日,刘文典再写信给罗常培,与致梅函一并发出,文曰:
莘田学长左右,顷上梅校长一书,乞为转呈。弟绝对不恋此栈,但表心迹而已。个人去留小事,是非则不可不明耳。顺请道安不一弟 文典再拜  七月二十七日刘文典在致梅贻琦信中所说的“某君”即闻一多。此时闻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强硬口气,对这位老同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已看不出有半点情意存在。而刘氏的申述信一并寄给罗常培转交梅贻琦,显然刘想让罗在梅跟前替其说情,拉兄弟一把。当时联大虽属三校合在一起上课,但又各自保持独立的健制。聘任制度是:先由三校聘委会分别聘请,再由联大出面聘任,也就是说,刘文典必须在清华中文系聘请之后,才能由联大中文系聘用。若清华不聘,联大亦不能聘,所谓不能隔着锅台上炕是也。罗常培当时是联大中文系主任,虽比闻一多高一个级别,但在清华方面决定不聘的情况下,他不能以联大的名义蹲在炕上指挥锅台下的灶吏聘请刘文典为上宾。如此一来,罗若想拉刘一把,所做的只能是再把信转给梅贻琦,而后趁机为其进言,开脱过失,借梅的力量扭转乾坤。罗与梅相见后如何表现,又如何说辞不得而知,但后来的结果却大为不妙。梅贻琦接信后,一改往常平和的态度,于9月10日手书一封,口气颇为生硬地对刘文典道:
日前得罗莘田先生转来尊函,敬悉种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非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
梅氏的一封信,算是彻底定了刘文典不能回返联大的命运。清华大学校史研究者黄延复认为,素以“爱才如命”见闻于全校上下的梅贻琦,如无特殊困难和考虑,是绝不肯轻易从自己手里放走像刘文典这样蜚声中外的大师的。梅所说的“事非得已”,除了刘氏在操守方面有失检点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他严重地违犯了清华和联大的规章制度,加之闻一多坚辞的态度,梅贻琦只能“挥泪斩马谡”了。
另有人谓,当时刘文典还有一个可能翻盘的机会,这就是请自己尊敬且关系密切的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向梅与闻二人施加影响与居中调和。遗憾的是,冯此时正在美国讲学未在联大,终致刘文典回天乏术,徒叹奈何。1938年毕业于清华社会学系的鲲西,在后来谈到刘文典被解聘一事时说:“据我所听到的缘由是刘先生长期旷课。刘先生确也曾在云南土司家为上客。但解聘的事也正是发生在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先生去美国讲学期间。冯先生若在,以冯先生的地位和持重,不会同意发生这样的事。所以积怨正是乘这样一个空当发难的。”据鲲西所了解的内情,闻刘二人之积怨,发生于一次课间休息之时,在教授休息室内,刘文典直指闻一多读错了古音,当时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应。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由羞辱而积怨,终于导致报复,贤者在所不免”。
鲲西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刘文典之张狂和目中无人在联大众人皆知,他不仅大骂沈从文“该死的”与“四块钱也不值”,还曾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联大文学院只有三个教授,即“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什么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金岳霖、郑天挺、姚从吾、吴宓,连同小一号的吴晗等辈,在他眼里皆不值一提,与沈从文一样连“四块钱”也不值。既然在他心目中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连个教授都不配,自然看轻,对其偶尔念错古字古音不分场合地指责批评也就成为一种可能。而闻一多借此机会反戟一击,也是男子汉尤其是诗人型的热血男人所为,即毛泽东所谓“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鲁迅所坚持的“一个都不宽恕”是也。冯友兰在撰写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时,如果不是亲身体验,难有“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之慨叹。当然,如此感慨者并非仅冯氏一人,西南联大组建时,中文系主任由清华教授朱自清担任。1939年底,朱由于身体健康原因辞职,中文系主任改由北大的罗常培继任。1943年12月22日,朱在给老友俞平伯的信中,曾这样披露自己的心境:“在此只教书不管行政。然尔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感,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教授之间确也不能免俗,而在西南联大时期犹甚,处于激烈竞争的学界,相互攻讦排挤亦不是什么新鲜之事。当刘文典被闻一多强行解聘,欲逐出清华之际,与其友善的外文系教授吴宓挺身而出,为其大鸣不平,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四处奔走呼号,同时致函陈寅恪,请其予以设法挽救。当时陈氏逃出香港尚在桂林,正准备转赴成都燕大任教。得到吴宓的求救信后,权衡再三,感到大局已不可挽回,乃快函云大校长熊庆来,力荐刘文典转云大任教,以挽狂澜于既倒。
在磨黑的刘文典经此事变,心灵备受打击,当然不愿按闻一多说的“长做磨黑盐井人”,而是迅速抽身携家眷离开磨黑中学赶回昆明。当他在昆明郊外那几间租住的土屋寒舍刚一落脚,顾不得鞍马劳顿与一路跋涉的辛劳,立即来到司家营闻一多的住处找闻氏理论。此时闻一多正在家中吃饭,刘一步闯进来,暴跳如雷,对闻大加斥责。闻一多见状,自以为真理在据,不甘屈居下风,于是起身在饭桌旁与其吵闹起来。双方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眼看将要挥动老拳,或动板凳腿,来个我以我血溅饭桌。多亏朱自清恰巧因事到场,乃奋力劝解,才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恶战。
后来刘文典是否找过梅贻琦当面申述,外界知之寥寥,但他在闻一多的强势阻挠挤压下,最终还是未能跨进清华的大门,被迫转于云南大学任教。自此,一代国学大师的星光渐次暗淡。闻、刘之纠葛以及刘文典的不幸际遇,或许可视为冯友兰在纪念碑碑文中所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之下的一个阴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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