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给傅斯年以援手，同时达到向“罢联”施压，逼其就范的目的。12月10日，昆明《中央日报》发表云南省主席卢汉《告各校同学书》。第一句话就是：“汉不幸，就职之日，即昆明学潮酿成惨案之时。”接着，看似自责，实则在抽李宗黄耳光地说道：“消弭无由，防护无方，虽为时甚暂，诸君谅我，然职责所在，我岂能无愧于心？谁无父母？谁无子女？使我之子女为惨案中之牺牲者，痛心何如？今日之官吏，即昔日之学生。易地而居，愤慨何如？”当抽完了李宗黄耳光，又巧妙地撇清了自己的责任，落得个一身干净后，卢氏立即板起党国大员的面孔，软硬兼施，劝学生复课，并暗含讥讽地说道：“我蒋主席爱护诸君，有如子弟，昨命汉转致各大学校长一书，披诸报端，谅在见闻，谆谆以上课恢复常态相期望，并谓学生一言一动，应为社会之模范，亦系国家之命脉，必须明辨是非，认清职责，重视课业，遵守纪纲，勿自误误国，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又昭示对于此次事件，必当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置。三读主席手书，仁爱之怀，溢于言表，此真慈母严父，备于一身。蒋主席为中华民国之元首，汉认为每一中华民国之官吏及国民，均有接受服从其命令之义务。”卢汉暗示自己作为地方长官对罢课不能“袖手不问”，在一定时候可能采取断然措施。最后又说：“忆自抗战，于兹八年，诸君或转徙入滇，或负笈晋省，共甘苦者有日矣。汉今日为地方之长官，昔日固诸君之朋友，今各校行将复员，惜别伊尔，为己为国，愿诸君采纳此一忠告！”
最后几句，看似缠绵动情，实则暗含更大的玄机秘诀，即有意透露如不复课，当局将解散联大的口风，以警告学生，挟制在学潮处理问题上趋于中间派的大多数教授，促使其 为了自身利益转向政府一边。
出乎意料的是，卢汉文告的发表，不但没有达到平息学潮的目的，相反却激起了昆明教育界对李宗黄新一轮的仇恨，“谁无父母？谁无子女？使我之子女为惨案中之牺牲者，痛心何如？今日之官吏，即昔日之学生”。这字字血，声声泪的述说，无不痛扎着师生的心，激发着对李的憎恨之情。按照卢汉的话推演，那便是：你李宗黄也有父母，也有子女，也是从学生时代度过的。如今做了党国大员，不为国家人民福祉谋利，竟丧心病狂地拿起屠刀砍向无辜的学生。天理何在？道义何在？国法何在？李若不被严惩，何以对天下父母儿女？面对当局对李的庇护，深受刺激的学生们更趋激烈地以去李相要挟，并立下宏心大愿，如果李宗黄不去，决不复课。同时一并提出了另外几条要求，令当局回复。
有研究者认为，卢汉发表此文，真正的目的就在于刺激学生，煽动仇恨，借学生之力向重庆最高当局施压，以扳倒李宗黄，拔去这颗眼中钉。此说当然有其道理，但如果既扫荡了李宗黄，又平息了学潮，则是卢汉最愿看到的结果。只是学潮未能平息，去李之声却高涨起来。面对此局，12月11日，昆明《中央日报》转发一条中央社讯：
警备总部息：关总司令麟征以联大手榴弹案曾向委员长自请惩办，此次赴渝又坚请予以严厉处分，并以此次惨案发生，皆因身负治安之责，事前疏于防范所致，请勿追究其他，所有惩罚，皆愿以一身当之云。
显然，这是重庆方面最高当局欲保李、邱而采取的政治策略，既然身负治安之责的关总司令都认为惨案与他人无关，并愿“以一身当之”，要杀要砍要腰斩，或抽筋剥皮暴尸都愿一人承担，对于李、邱等人又何必非抓住小辫不放，欲扳倒在地或铲除扫荡之而后快？在昆明的傅斯年看到这条消息，比一般的师生更能领会重庆方面的意图。不过，他的领会并不透彻，仅限于表面的以平息学潮为大局的现象，至于更深层的内因则没有去想，或根本无法想到。既然有了关麟征“一身当之”的公告，傅斯年也只好按这个意图再度向学生施压，力图劝说学生代表降低要求，早日复课。但双方在讨价还价时均火气甚大，傅斯年以“五四”学生运动领袖、老前辈的派头自居，感情用事多于理性。但此时“罢联”的代表也正处于情绪激动中，不把这个陌生的、脸上沁着汗水、喘着粗气的大块头常委放在眼里，更不买其当年任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总指挥的旧账。在联大学生代表们看来，傅斯年当年那一页辉煌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今非昔比，新的历史使命与辉煌需要新一代年轻人来承担和创造。于是，双方在争执中发生了意见冲突，傅斯年暴跳如雷，差点蹿上去以自己的“体积乘速度”和学生代表来一番对打，幸亏被人拉住方罢，最后的结局当然是不欢而散。事后，傅斯年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老妖怪李宗黄所致，盛怒难消中，于11日给朱家骅拍发一封急电，再一次强调“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因为“彼实为主谋主使，去彼则政府占着地步，罔仅受李之愚而已”。
但是，傅斯年显然低估了李宗黄多年的政客生涯在国民党内部形成的影响力，更不清楚此前蒋介石与李氏在云南人事上的密谋以及蒋对李的许愿。1945年10月5日，唐纵在日记中记载：“现云南省政府改组业已完毕，均系主席个人独运匠心，外人鲜有知者。”所谓“鲜有知者”，并不是没有一个外人知晓，但傅斯年肯定是不知其奥堂之妙的。而已跻身于国民党中枢，身为党国大员的朱家骅，在政治舞台的搏杀中，显然比傅看得更远更透，并深知各种政治势力合纵连横、钩心斗角的秘诀要领。此时他虽未必了解蒋与李之间的幕后交易，但显然从蒋宁肯撤换黄埔一期的嫡系爱将关麟征，也不肯动李宗黄一根毫毛，且还要关总司令公开声明“一身当之”的强硬态度这一点，已领悟到其中必有私密和隐情。因而朱以多年官场历练出的政治敏感和判断力，于当日回电，明确告知傅斯年说：“李事一时尚难办到，因此延长必生枝节，务请先行上课，恢复常态，一切俟兄返渝面报主座后似无甚问题。”但“务盼劝导学生即日复课，否则后果莫测，弟亦难负责矣”。
傅斯年接电后陷入了极大痛苦与郁闷，他不能理解蒋的嫡系、堂堂警备总司令、军权在握的关麟征可轻易解决，而一个党棍恶徒李宗黄为何就不能调离昆明？其中到底有何隐情？李宗黄不走，不仅自己说不服学生，就连教授方面也难有说辞。这一点，朱经农抵昆明的次日就曾明显地注意到了。他在给朱家骅的电报中说：此次学潮“不仅为教育界问题，亦不仅为共产党（问题），更有其他方面夹杂在内”，解决起来相当困难。而“目前最大问题即为学生‘抬棺游行’。原拟明日举行，经孟真设法，已允改至十四日游行。有无变化，尚不敢说。倘得五天犹豫时间，或可设法将其打消，否则亦当极力避免冲突。此点党政军方面已均同意”。因了这样的情形，傅斯年越发感到事态严重，心中焦虑不安。血压自然也随之狂长猛蹿。
12日，激愤之情有些平息的学生会代表出于对师长的尊重，主动向傅斯年就昨日双方的不愉快道歉，但又明言几项要求不能改变。既然学生有此强硬姿态，而李宗黄又不能去，傅斯年再度陷入两块巨大夹板之中而无一丝出路的焦虑、失落与惶恐中。在反复权衡后，傅认为集中精力推倒李宗黄这块风刮不进、雨泼不透的铁板，是最为急需和关键的一招，否则皆无出路。主意打定，傅斯年狠下心来，于12日干脆发出一封经朱家骅转呈蒋介石的特急密电，电中先是对自己未能尽到复课之责表示“负罪极深”，接着明确、强硬地指出：“教授对李宗黄极度愤恨”，希望蒋速下去李之决心。据朱家骅档案显示，傅斯年的这封电报，当天便由朱转给了蒋介石，但蒋仍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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