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血染红土地 第一节 “独眼龙”被困五华山(第1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131 书名:《南渡北归 第二部:北归》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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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一隅之地的云南,自抗战军兴,大批军政要员与学术文化界人士流亡至此,备受国人乃至世界瞩目。因了这一历史机缘与风云际会,云南省境特别是省会昆明,在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史上,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就此发生,而这一切又同云南当政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27年5月23日,号称“南天支柱”的老派军阀唐继尧呕血而亡,继之掌握云南统治大权的是另一位实力派军阀龙云(字志舟),至抗战胜利将近20年的岁月里,处于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一直掌控在号称“云南王”的龙云手中。因龙云不是蒋介石拜把子的铁哥们和嫡系,云南省政府与蒋实际掌控的中央政府在许多方面矛盾不断。七七事变后,鉴于全国抗战热潮兴起和国难家愁,龙、蒋双方暂时保持了克制与忍让,龙云总体上维护了国民政府的权威和体面,蒋介石也顺水推舟,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对龙云,二者暂时相安无事。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土地尽失,处在西南边陲的云南,渐渐变为蒋介石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重要基地和国际交通要道,战略地位突显,人的精神气脉也随之牛了起来。时任军委会云南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的龙云昂头挺胸,不再听从蒋介石的摆布,开始依托天时、地利之便,在军事、政治等诸方面自作主张,经常与蒋作对,双方裂隙再开,矛盾越来越深。最让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1942年香港沦陷,龙云接收了大量由港岛撤出的“左倾”主义者,使云南变成了具有另类思想作风的亲共分子的庇护所和大本营,导致“昆明成为共产主义的温床”。在这个历史转折时刻国民党极为反感、经常煽动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群体性事件的罗隆基等辈摇身一变,成了龙云的坐上宾,开始在昆明指手画脚,四处招摇,煽惑众志,暗中闹了起来。而抗战时期迁往昆明的高校,自然成为另类主张者渗透的主要目标和联络据点。由于另类人士的鼓动串联,大批青年师生也开始趋向“另类”,由拥蒋反共的政治立场,慢慢向联共抗战、支持民主运动的方向转变,以致昆明出现了“民主堡垒”的时髦称谓。
珍珠港事变后,西南联大学生因陈寅恪下落不明,以及闻听孔家老少运洋狗等恶行,爆发了“打倒飞狗院长孔祥熙”的学潮。一开始,梅贻琦面对愤怒的游行队伍既不能阻止,又不便支持,焦急中打电话给龙云说明情况,希望得到对方谅解,不要派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龙云一听是倒孔反孔运动,不但未加怪罪,反而幸灾乐祸,颇有些鼓动意味地说:“学生游行是爱国行动,不要扰乱社会秩序就行了,如果你们不放心,我可以派宪兵司令和警务处长跟在你们队伍后面,以防万一。”这样才有了联大学生大着胆子在街头游行高呼,而未遭一兵一警阻拦的奇事。让龙云想不到的是,他与梅贻琦电话中说的这些密语,后来被蒋梦麟带到了重庆并传到蒋介石耳中。蒋大为光火,在骂了一通“娘希匹”后,心中对龙云怨恨加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欲一举铲除共产党和延安边区政府,如果对延安用兵,就要严防后院起火,更不能容忍占据西南地盘的龙云继续和自己作对,遂下决心要在消灭共产党之前,先剪除这个阻碍党国军令、政令统一的已经发生癌病变、且向四周扩散的“毒瘤”。
早在1942年8月,杜聿明率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残部归国,蒋介石不但没有对杜的惨败问责,反而将其擢升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警备总司令,扩编后的第五军由杜的部下邱清泉指挥,协同防守昆明这一“堡垒”,同时暗中为剪除龙云这个滋生在党国身上的肉瘤作准备。
1945年8月10日,就在日本向中、美、英发出乞降照会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于兴奋中紧急召见杜聿明面授机宜:“你先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等日寇投降的事情处理后再待命实行。”同时叮嘱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信、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杜聿明按照蒋的指示积极准备起来。
抗战末期,当日本决定投降的时候,远东战线中国军队的战略反攻才初露端倪。广西方面,仅克复了全县至黄沙河一线;江西方面,国军正调集兵力追击赣江下游溃退之敌,日军刚刚退至丰城一线。因而,胜利之际,处理敌军受降及接收沦陷区的一切人员物资,就成为重庆国民政府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务。为防止中共军队趁机收编敌伪军并收缴其武器装备。10日晚,蒋介石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命令沦陷区地下军与伪军听候命令,准许伪军以赎罪机会,不得接受非经蒋介石本人核准的任何军队收编。
就在重庆军民为日军投降燃放鞭炮、饮酒作诗庆祝胜利之时,延安方面通过无线电波得知了消息。在这决定国共两党与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转折时刻,毛泽东、朱德等人以最快的速度确定了新的政治、军事目标。当天夜里,朱德以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8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部又接连发布了六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武装部队向内蒙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各地武装力量接到命令迅速行动起来。
蹲在重庆官邸的蒋介石见毛泽东、朱德等人已对敌伪军全面展开了接收行动,震怒中于当日火速下达了三道命令:一、命令国民党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命令沦陷区伪军“应就现住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趁机赎罪”,非经蒋介石许可“不得接受任何部队改编”;三、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对日伪军“擅自行动”。
8月13日,由毛泽东起草,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名义致电蒋介石,谓:11日的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共产党发出命令招降伪军,此为吾人意想之事也。”这是蒋介石侍从室高级谋僚唐纵8月12日在日记中发出的感慨。作为唐某人侍奉的主子蒋介石,更应料到中共反抗的态度,但想不到会如此激烈,且不顾自己一国领袖的体面,竟悍然叫起板来。盛怒之下,蒋介石与谋僚们迅速商定对策,决定电召延安毛泽东邀请赴渝商谈国是,谓:“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与此同时,蒋介石指派国民党军政大员在一周之内拿出复员计划,并以最快的速度派员驰往后方各大城市接收政权与财产。密令国民党嫡系部队向华中、华北地区集结,火速开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与战略要地,接受日军投降和解除日俘武装,并设法阻止中共军队插手日军投降事宜。
8月15日,蒋介石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抗战胜利演说之后,即致电南京日本侵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令其通令日军停止抵抗并派人至玉山接受何应钦总司令的命令。
8月16日,朱德致电蒋介石,提出中共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再次表示坚决地反对蒋介石的绝对错误的命令,继续命令所属军队向日伪军进攻。
8月17日,盟军统帅部发布第1号命令,指出:“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但中共军队向日伪军进攻仍未停止。
对于中共表现的强硬态势,蒋介石手下的军政大员方寸尽失,竟不知如何应对。据唐纵8月18日日记载:“冈村来电,派其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为投降代表,并电称我国军在蚌埠、芜湖等各地袭击日军,请求制止。所谓袭击日军,便是共产党的部队。”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于“上星期反省录”一节,列举了国民党最急迫的四条“要务”:
一、敌人最后的试练。敌人唱中日一体,大东亚共荣者八年矣,而今落得投降,因出于迫不得已……二、我国最后之试练。大规模受敌人投降在我国历史上尚为第一次,不但受降的经验罕有,而遭遇的困难又重新揭起。这次受降的事,如果办得不好,将影响今后国际地位与国家盛衰治乱之机运。中共抓着了这点反抗政府,他知道政府投鼠忌器,故敢无所顾惜,如果把问题处理得好,国共的问题从此可以解决了。
三、失却宣传政策的失败。朱德在此次敌人投降事件上狂妄已极,乱发命令,抗拒统帅部,并且将荒谬电文擅发号外,宣传部对此毫无办法,既不敢检扣,又不敢不   检扣,要请示总裁。如此小事,要请示总裁,要设部为何事,余诚不解。
四、……就在国共两党剑拔弩张、相持不下的纷乱争吵中,中国抗战胜利受降事宜在全国军民与全世界目光注视下拉开了帷幕。
8月2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抵达湖南芷江受降——整个中国战区受降工作由这里发端,随后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此次芷江受降,国军高级将领本着蒋介石“以德报怨”“与人为善”“不要企图报复”的精神,对已是胆战心惊、垂头丧气的日本小鬼还算客气,且表现出一种雍容文雅的“仁义之师”风度。被派往芷江商谈受降事宜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总代表今井武夫副参谋长等一行8人,面对中国政府显示的宽厚与得体的礼节,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后来今井武夫回忆道:“我深深感激中国军人对战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同时,并深深认识到这里面隐隐蕴藏着日本战败的原因。”
就在中国军队于盟军指定地区全面展开受降之际,蒋介石于日理万机的紧张忙碌中,仍没有忘记躲在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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