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周作人骂傅斯年“驴鸣”(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150 书名:《南渡北归 第二部:北归》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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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应以其学业为重,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傅行期未定,校长胡适,传明春或返国。
就在傅的声明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猫在北平八道湾居家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作着叫做《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情色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结尾处写道: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红揭。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这所说是杭州的事,但大体也是一样。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文末所谓的“驴鸣”,是对傅斯年发表声明的回应。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
1937年北平沦陷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周作人却坚持不肯离去。他当时幻想在北平隐居下来,脱于红尘之外,以教书、写作、翻译为生,继续过那恬淡平静的“苦茶庵”生活。原北平的许多朋友或致信,或作诗,或亲自登门劝其南下,不要窝在北平与日本人同流合污,或一不小心掉到污水里去玷污了身子。但周作人对朋友的相劝以种种理由开脱,就是不走,且自我感觉良好,其态度坚决而强硬。这年9月,他在致《宇宙风》编辑的公开信中,以汉代的苏武自况,明确告知“关心我们的人”“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云云。时远在英国伦敦正欲赴美的老友胡适,出于和朋友们同样的考虑,特别寄了一首白话诗给周作人,隐晦地劝说周要“识得轻与重”,来个“飘飘一杖天南行”,并“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但周作人的态度仍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安居北平继续当他的“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因子弹打在纽扣上幸免于难,他误认为是日本人向其施加压力,给以颜色,遂于枪杀事件发生未久,便怀着惊恐之色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3月28日,又被委任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自此,频繁出席日伪组织的各项活动,据周作人日记载“来者皆宪兵队长”、“来者皆胁方教育文化之官”等。随后又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一只脚落入“水中”。1940年12月,他再次“荣升”为以王揖唐为首领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日伪华北综合调查所副理事”等职,整个身子已全部泡到污泥浊水里去了。他出席各种教育会议、讲义班、训练班,逢会必讲“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造舆论。他甚至前往日本慰问负伤的侵华日军伤病员,并稍有捐赠。1942年5月,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参加伪“满洲帝国”10周年庆典,并“谒见”伪满傀儡皇帝溥仪。这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12月8日,汪伪政权在沦陷区推行“新国民运动”,以对青少年实行奴化教育,并且成立“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周在统监部成立大会上,作《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上,周作人竟头戴日本军帽,身着日本军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志得意满地在国人面前晃来晃去,一副活脱脱的汉奸面目暴露于天下。1932年,鲁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自《新青年》团体散掉之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这说的是与他自己有关的小团体。而论到革命者与革命军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鲁迅不厌其烦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料到,当抗战军兴之时,他的弟弟竟位列所说的几种人之内——很不幸,属于最不齿的“叛变”一类。
周作人的下水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存留于他脑海中的亚洲主义思想、“亡国论”思想、历史循环思想,以及他对日本民族的感情等,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自1927年以来,他追求所谓的“得体地活着”,以及自誉为修炼得大彻大悟,超越了人间是是非非,进入超凡脱俗的活佛与神仙境界,任何庸俗的举动也就无伤大雅,甚至可以化俗为雅了等,都是促其“下水”的引子。而这个“引子”又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基础。非一朝一夕所形成。抗战前夕,周作人就写过《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之类的文章,公然为秦桧翻案,否定了主战的岳飞为忠义之臣、秦桧主和为奸相的历史论断。他在《瓜豆集再谈油炸鬼》中说“秦桧主和还能保得半壁江山”,这样做并“不是他的大罪”,“秦桧的案,我以为都该翻一下”。又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在《苦茶随笔》中,他居然嘲讽起文天祥的殉国乃“唯一好处是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不应不表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牺牲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倒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第二……”此等说辞,似是为他自己落水成为汉奸找到了理论根据。
当傅斯年在重庆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为傅斯年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在北大《新潮》时代还明确支持过傅并为之张目,遂以老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做日本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且有威胁警告性地“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满纸透着一股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的恶劣气味。傅斯年看罢,当场把信拍在桌子上,大骂一声:“他妈的,青天白日旗还没落下,难道反了这些缩头乌龟王八蛋不成!”遂当即挥毫泼墨,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眼看向傅斯年求救的法子落空,周作人又转身投向其他的学生、故友,但得到的多是冷眼与“恨其不争”的指斥。周氏对此愤恨不已,并将这愤恨倾泻于笔端以示发泄,1945年11月10日,周在日记中写道:“近时世人语云:越等中央越糟殃。又学生间传语云: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17日再记:“近年所见事、人中,败类卑劣、无人理者,沈启无之外,有赵万里、王纺源、顾颉刚、沈兼士,此辈何多也?又皆是浙西与吴人,亦奇。”
在一连串的困惑与称奇之后,周作人便祭出最后撒手锏,主动邀请记者前来谈话,他一袭长衫、文质彬彬状端坐“苦雨斋”,一边喝着苦茶,一边慢条斯理向外倾倒肚中的苦水并夹杂着申辩,称自己附逆“是在沦陷区为国家教育青年,为国家保存元气”云云。只是所有的申辩都归于徒劳,此时的周作人已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真正体会了一把“穷途末路”这个词语的味道。面对日暮途穷的时势,他不再继续努力与前行,索性采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办法,“坐在家中等待国家的制裁”了。就在周作人饮罢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小品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即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与“闻巷中驴鸣”,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挽歌。
许多年后的1971年5月9日,台北《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南宫博《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一文,其中一段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庆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不乏其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统治下,为谋生而做一些事,岂能皆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此文刊出后,许多人不以为然,曾被鲁迅指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著名学者、时在台湾师大任教的梁实秋就曾出面回应道:“南宫博先生的话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过周作人先生无论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谋生’,所以我们对于他的晚节不终只有惋惜,无法辩解。”
就在周作人与傅斯年叫板儿对阵之时,傅斯年于重庆再度对记者发表长篇谈话,就伪北大教职人员去留问题发表了四点严正声明。12月8日,北平《世界日报》作了如下报道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对伪北大教职员,好像抱有一种义愤填膺、不共戴天的愤怒。除在十月三十日,我已将他赌咒发誓不肯录用伪北大教职员的谈话,专电报告外,今天,我于前两日参加教育部朱部长的记者招待会之后,一早冒着迷蒙的细雨,再去访问他。对这位患着血压过高而又爱国狂热的傅先生,我想更详尽地听听他的意见。在傅先生的寓所里,开门见山。
傅斯年向记者提出了四点重要声明:
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孙,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当记者提到青年学生时,傅慨然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复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
当记者谈到北平的文化汉奸,傅幽默地说他们的“等类不同”,有一种是消极而不能自拔的,如周作人,原来享有声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另一类是钱稻孙型,那才是积极性的汉奸,在北平沦陷之前,钱稻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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