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北大春秋 第一节 弃北大入内阁(第4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105 书名:《南渡北归 第二部:北归》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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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究竟不是文科出身的秀才,他对联大师生理解的同情当然会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进步人类“理解”,但在行文中所做的这个蹩脚的比喻,既不够高明又不够“科学”。此时的联大教授哪里会有阿盖尔郡海岸上的“舒适的公寓”,有的只是在脏乱的陋巷或偏僻荒凉的郊外风雨飘摇的几间土屋。在这个黑土屋里居住的教授及家人们,不是要节省“每一个先令”,而是需要想方设法从外面弄进家门一文大钱以便活命,有的人就是因为难以弄进一个“先令”而险些丧命。时任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的吴大猷,先是租住在昆明市内周钟岳公馆一层,后为避敌机轰炸携家迁到郊外岗头村,进城上课比较麻烦,对此,吴曾回忆说1943年春天,“有一天我从岗头村搭一辆马拉的两个轮子的板车去西南联大上课,马惊跳起来,把我摔下车的路旁。因为后脑受震,晕倒卧床差不多一个月。内子阮冠世本来便连病了几年的,因为又担心,又侍候我,等我稍痊了,她便病倒下来。脉搏微而快,有时数也来不及数。身体太弱了,医生看也没有什么办法。……第二天城里北京大学的办事处的金先生下乡来,看看是否要预备后事了。幸而冠世挣扎过去,病卧了几个月,到了冬天,费好多事,借了一辆病车,从岗头村送她到西山车家壁的惠滇医院分院,住了两个月,总算回过一口气来。”又说:“现在大家或者不容易想象那时我们孤单单地住在乡下,一个病危,一个忧急无策的情形。”
吴大猷夫人倏忽间欲登鬼录的时候,不知阴曹地府哪个值班的小鬼打了瞌睡或发了慈悲之心,倏忽间又越过了鬼门关,重回人间大地生活。相对地,联大陶云逵教授一家就没有如此幸运了。
1904年出生的陶云逵,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师从德国人类学家Fisher,攻读人类学、遗传学和民族学,获博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南开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从事彝族、傣族、纳西族人类文化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抗战期间足迹遍布西南地区的山野村寨,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德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联大任教并兼任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期间,陶氏不畏艰险。赴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Nasupuo)部族(黑夷,属于藏缅语系倮锣群)调查研究当地族群盛行的鸡股骨卜风俗和传布,其成果《西南部族之鸡骨卜》轰动学术界而成为民族人类学的经典之作。1943年,陶云逵率领几名助手离开昆明到大理苍山洱海一带进行人类学调查,其间,爱子忽然得了当地人称为“大热病”的险症,一夜之间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陶云逵返回昆明,已经永远看不到可爱的孩子了。贫困的生活与精神的打击,令陶教授难以承受。未久,身患当时社会和坊间谈虎色变的“回归热”而病倒(南按:1934年6月,北大教授刘半农前往内蒙古等地调查方言音调和声调,途中遭昆虫叮咬,染上“回归热”。返平后于7月14日入住协和医院,当日下午不治而亡,卒年43岁。傅斯年曾“为之流涕”,并谓刘是“北大老教员中第一位不该死者”),后来就医于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辗转病褥达数月之久,最终转为败血症而于1944年1月26日撒手归天,年仅41岁。陶云逵身后极度萧条冷漠,夫人林亭玉遭失子丧夫之双重打击,经济贫困,生活无着,痛不欲生,撇下才出生两个月的女娃,投身滇池欲一死了之。幸有渔民发现,急驾舟前往搭救,将在水中翻滚的林氏用鱼网套住提上船来。送医院抢救时,在其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世人才知道这位衣衫褴褛的投水女人,原是西南联大一位著名教授的夫人。事后,南开大学为陶教授争取抚恤而不得,而林亭玉又无法在昆明生活下去,两难中,联大的罗常培、冯文潜、黄钰生和陶云逵生前挚友、留德同学、哲学家郑昕等发起募捐,凑了路费和一点生活费,才将陶夫人及其襁褓中的女娃送回广东阳江县的娘家。
陶云逵教授一家悲惨至此,那些夫妻儿女健全的教授家庭,生活亦痛苦不堪,即如蒋梦麟、梅贻琦、潘光旦等联大的头面人物,生活处境同样极端恶劣,难以为继。据梅贻琦五弟、抗战时期曾任成都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梅贻宝回忆说:“三十四年美国国务院约请燕京大学指派教授一人,赴美报聘。教授会议推举我去应邀。由成都起飞,道出昆明,在‘五哥’五嫂家住了一夜(南按:梅贻琦在家族辈分中大排行第五)。校长住宅倒也罢了,只是人口多些,挤些,晚饭实在太简单了。当晚只见祖彦侄闷闷不乐,迥异寻常。临睡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架前。他一面看学校公事,我们一面叙谈家常。我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我素来服务于私立学校,大致比国立机关待遇好些,而家里多半有两份职务收入。亦曾听说‘五哥’在昆明主持联大,生活不宽裕,但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遐迩传闻的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的佳话,大概就属于这个时期。”
梅贻宝所言不差,就在这一时期,教授的月薪只够半个月吃饭,剩下的半个月只好另想办法,且多靠夫人们操劳。教授夫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吃饭,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卖。据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回忆说:“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又说:“卖糕时我穿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尽管如此,还是要风雨无阻地来往奔波,而换来的钱大都给孩子们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学习用品,至于自己的生活,“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
韩咏华一家高兴了,潘光旦却有点不太高兴,他除了喝汤,还想吃肉,沾一点腥味,但又无钱购买。于是因地制宜,根据昆明当地耗子又肥又大且无处不在的特点,支起铁质夹子抓耗子。每抓到耗子便“剥皮去内脏,收拾得很干净,切块红烧”,全家人分而食之。据潘光旦女儿潘乃穆在回忆文章《关于潘光旦吃鼠肉的故事》中所说:老鼠肉的味道“感觉和吃鸡肉、兔肉差不多,并无异味。吃过之后也没人因此害病”。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很快在昆明和更大的范围传开,经过好事者不断加工渲染,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这一话题若干年后得到了冯友兰证实,冯氏说:“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他的兄弟是个银行家,在重庆,听说他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于是,潘光旦吃耗子肉的故事才渐渐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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