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毛泽东与傅斯年夜谈往事(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105 书名:《南渡北归 第二部:北归》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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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过委婉的解释,内有“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等语。表示“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此事只是尹达一说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并替傅挽回一点丢失在黄土塬上的面子罢了。
由于尹达的关系,傅斯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术机关,见到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
范老是傅斯年的学长,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曾受业于章太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乾嘉老辈”,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出路”。毕业后,范先后在几个中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1939年10月索性辞职跑到了延安并很快受到中共高层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敲起了边鼓。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倒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他就在座,毛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的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未久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其中写到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像配方一样按比例配制。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简编》中的“商朝事迹”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誉性介绍。其中在“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说道:“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钩,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作矢镞。”’云云。
来延安之前,傅斯年与在李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界中人已看到了这部著作,但具体作何评价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从一贯提倡“新思潮”的“海龟”傅斯年对“乾嘉余孽”和“土鳖”们的反对与鄙视来看,恐怕难有好的评价——尽管老范早已“古为今用”地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写此书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范老正在编写一部关于农民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氏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斯年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请托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是不难办到的吧。只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6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至于这闻名于世的殷墟遗址是人是鬼或妖魔鬼怪所发掘,在老范的眼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得到郭老(沫若)还有其他不同高位上的大人物喜欢,即为“求真务实”的成功之作。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世人谈到安阳发掘与甲骨文研究,便“只知有忠贤,不知有皇帝”了。当然,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或董作宾早已跑到了台湾并进入了九泉之下,与阎王小鬼们交往起来,对于地面上幸存的马列学者们,是问苍生还是问鬼神,他们已无力顾及了。此行傅斯年是否见到了陈寅恪点名代为求见的林伯渠,仍是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见的可能性颇大。但即使相见,也不会有什么高深和隐秘的问题可谈,不过相互问候罢了。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与中共领导人几次会见中,似乎是黄炎培谈得更多、更具体,除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黄氏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可能。在与毛泽东会谈时,黄一度施展揣摩、捭阖、转圜之术,谈了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
在访问的后期,当以黄炎培为主角的参政员提到对大局的看法,并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时,毛泽东很表同意,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黄氏深以为然。经过与中共高层人物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诸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六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至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对于六位参政员抵达延安后的活动,中共中央在宣传上似有严格规定,除以显著位置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介绍中共举行欢迎宴会外,对六位参政员的活动细节未加报道,而对于他们的离去,也只发了一条简短且未加评论的消息了事。
六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依旧对蓝苹念念不忘:“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李纳,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到了这个时候,左舜生还不明白,毛泽东托词对方生病不让相见,显然不愿让其回重庆后四处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关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规定,不让在国统区名声不佳又极爱出风头的蓝苹在此种场合抛头露面,以免节外生枝,坏了党国大事。左舜生只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说(南按:“江青”之名典出于唐朝诗人钱起于公元751年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就是依据这两句唐人诗为他的心上人蓝苹命名的)。左舜生劳神了半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曲终人不见”的悲凉局面。此憾未得弥补,想来左氏当是死不瞑目的吧。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的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孟真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
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此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随后又宣称:“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其所以对不起国民之一件,即是过量的对得起这些残余势力,因为当年自己不曾努力,把这些东西根本拔去了,使他们今日尚在那里胡思乱想,胡言乱道。”就中国革命的形势与夺得政权建国方略问题,傅氏认为中俄有三大不同,除了地埋位置与经济条件特别是天然条件上的不同外,更表现在革命人才上截然不同。“俄国革命党历史将及百年,以如此长期之演进,如此长期之训练,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党中吸收不少,因为俄国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学教师、低级官吏、小商人、小工业家、工程师、技员,政权到手,办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国,不然乃是发疟子。国民党以中山先生伟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经过,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国的人才来,遑论几年中专靠怨气及性欲解放一队缺知识少训练的人们。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比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还要复杂另类。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犹如行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另类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归骨于田横之岛”都没有改变,也够一根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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