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第一节 延安访问(第1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99 书名:《南渡北归 第二部:北归》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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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各地报名参军的知识青年沉浸在抗日爱国热情之中时,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指挥的大军加紧了对陕北的包围和封锁。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自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其进行了三天会谈,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主要内容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蒋介石在接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时,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强硬口气,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其拟定的草案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中共立即无条件地交出军队;接受国共及美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整编,并委托美国人指挥。只有做到了这一切,国民政府才能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最后蒋介石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强调“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中共代表周恩来闻听,一口咬定国共与其他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说:“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由此引起了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之争。”
同日晚,蒋介石宴请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国民参政员,在宴会上公开宣称:“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
12月下旬,蒋介石前往军政部招待所探望赫尔利,赫尔利说:“最近接到华盛顿两通电报,美国政府很盼望委员长对中共问题作出决定。怎样才能统领共产党的军队,求得全国军事统一,是目前的首要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上让步,请委员长对此早加考虑。”蒋介石听罢,很有些不耐烦地对这个稀里糊涂、完全不通中国人处世哲学的美国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现在还不能作出决定,看局势怎样发展,以后再说。”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窑里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开幕词,指出“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在随后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并要求:“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一建议很快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同年5月,随着欧美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取得了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日本的全面崩溃已指日可待。在老大中华这块地盘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国共之争,也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鱼网俱灭,总之是两个中国之命运何去何从,到了彻底摊牌的时候了。
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剑拔弩张欲抄家伙动武的历史转折关头,突然从草莽中蹦出了一群自称绿林好汉的第三党——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此同盟成员大多是由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与策士组成,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皆为一时较有名头的知识分子与不肯安于现状的谋僚策士。在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性时刻,此辈儒生术士产生了一种希望,认为春秋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整个列国的兴衰存亡可以受到辩士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圜等“阴道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的影响。遥想当年,鬼谷子的门生苏秦仅凭一项纵横捭阖之术,一跃而为六国纵约长,身配六国相印,名动天下。随后“乃投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各路诸侯皆听命于苏秦,形成了苏氏“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一怒而天下惧”的战略格局。
往事可鉴,民盟的策士们认为,既然当今天下格局已成三分之势,抗战胜利的果实就应由三家或大家共同分享,岂能听凭蒋氏势力或与陕北黄土高原上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平分天下?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的其他在野党,特别是渐成气候的民盟党派,也要争取政治权力。按照这一思维方式,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均认为当前的机会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江山将永不可得!于是,诸儒生策士的兴奋点很快集中在“怎样把握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也就是要尽力促成由各党各派共同参与、掌控的联合政府这一现实行动。在国共两党为即将产生的新政府是联合还是独裁问题正争吵不休,各不相让的间隙,黄炎培等公开发表言论,希望“国共问题可由其他党派出任调解”,并以各种舆论和方法向蒋介石施压,并对中共施加影响。
面对各地与各色人等的角力和施压,蒋介石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态度不予理睬,同时斩钉截铁地对前来劝说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如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被中共“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对这一说法,迷迷瞪瞪、不知中国这碗老汤深浅咸淡的赫尔利表示不能理解,认为中共参加联合政府,最多不过是“插进一只脚趾”,何以会扯到败与不败?望着这个老家伙幼稚但真诚的憨样,蒋介石不得不告诉他“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一旦挤进来,后果不堪设想。赫尔利仍摇头表示不懂和不解,但国民党高层和内部有识之士,却清楚地意识到复杂而不妙的时势以及国民党面临的险境。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兼军统帮办唐纵,在1945年5月31日的日记“上月反省录”条中作了这样的“反省”:
国民党党员在部分为公务人员,此种党员在十余年来一党专政的长时期中,地位 提高了,财产增大了,生活优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与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动摇其自己之地位。
一、国共问题日益严重化。
二、国民党的革新希望甚微,而日唯设法保守势力挣扎;但共产党的攻势甚锐,气势迫人,令人惶恐不安。
三、在今年反攻的时期,可能发生国共两党正式战争。共产党在华中、华南必归失败,但在华北、东北可能另成局面。
四、共产党准备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以与国民代表大会相抗衡。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欲以此号召不满现状之各党派共同夺取国民党之政权,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
五、各党派本身力量不足与国民党相抗衡,欲利用共产党之声势以自抬身价,故无形中各党派已成为共产党之尾巴!
尽管以上内容是唐纵私人日记所载,属于隐秘的内心独白,但除第三条蒋介石可能未能清醒认识,或过于自信而不以为然外,其他诸条的思想观点与蒋介石的言论基本相同、相通。正因为蒋介石对时局和各色人等如此认识并展现出强硬态度,中共领导层才认为国共商谈已陷于无法转圜的境地,事情越陷越僵。而这个时候对夹在中间的党派来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中斡旋,而自己的身价尚未增加一分一厘,国共双方又甩手反目,更体现出第三党的身价之轻,必须想法再找些理由转起来。于是,各路豪杰、策士再度集结力量共同上阵展开攻略。经过一番水煮火燎般的上下折腾,终于得到蒋介石在“转圜”方面的默许和暗示,于是便有了黄炎培等参政员与延安方面的直接沟通与访问。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草拟了一份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仁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猷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
6月6日,电报由参政会秘书处发出,列名者为褚辅成、黄炎培、冷通、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七人。
当此之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几位策士们的来电未予理睬。十天后的6月16日,中共首先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然后于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勉强提起兴致,联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若飞,让其转告参政会并七位参政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并说“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加,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等。
三天后,此电由孙科转交给黄炎培、冷遹等人,电文如下:
褚慧僧、黄任之、冷禦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敬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毛泽东 周恩来  已巧以上电文清楚地看出,中共对此事的态度既积极又慎重,这是因为七参政员“大都是旧知识分子或党派领袖,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着广泛的联系”,不仅“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而且“政治立场上属中间派”。对于这样的代表人物,中共没有理由拒绝他们来访,但为了防止为国民党做说客,或者以国民政府观察团的名义自居,在政治事务上对延安不识时务地指手画脚,甚至胡言乱语,说一些不着边际、令人讨厌的妄语。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电文先是绵里藏针地指责一番国民党当局的不是,接着警告性地回敬,倘“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延安方面当“乐于商谈”并请亲临“赐教”。如果不围绕这一主题,或搞什么小动作,甚至与共产党耍布袋戏,对不起,你们就在重庆那花花世界里待着,不要跑到陕北这条山沟里来扬风扎猛地瞎折腾了。
黄炎培、章伯钧等见电后惊喜交加,并意识到电文中对方那软套包裹下的针刺,几人经过紧急磋商,搞出了三条合纵连横的应对方案:
一、由政府招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方案既定,七参政员认为,只有蒋介石认可,方能起程。否则将是三大皆空,一切都是瞎扯淡的事。
6月27日,七参政员与王世杰、邵力子再次聚议,并欲请王把三条方案送达蒋介石。王世杰认为此事由黄炎培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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