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由决裂到言和(第1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91 书名:《南渡北归 第二部:北归》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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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陶孟和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傅却一直不把陶当长辈看待,除了前面早已叙述的陶孟和所率领的队伍,并非是梁山晁盖、宋江那帮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龙山入伙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强势集团,而只是如少华山入伙的史进、朱武等辈,虽踏进梁山大门,却一直未能取得各门各派武林高手敬慕。更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领的这支满身“土包子”色彩的队伍,多少年来一直未有大的改观,欧风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颇有风刮不透、水泼不进的顽石状加外来单干户的味道。在藏龙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这支队伍也只能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居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矮脚虎王英,甚至一丈青扈三娘,或蒸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与此相反的是,作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种先到为主,占山为王的霸气、骄气与傲气“三气”叠加之态势。正如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所说:“我与孟真接触频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当时南京成贤街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盘桓,和杨杏佛陪着蔡先生吃饭的机会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我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孟真也常去吃饭,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程氏只看到对方鼻孔朝天、对天嘘气的霸王神态,可能还没领教傅斯年狂话连篇、目空一切的冲天豪气。据傅斯年自己坦白交代,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傅氏与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神情亢奋中,蔡元培与几人均喝了不少的酒,傅斯年乘着酒兴,以梁山好汉的做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尔其以外,都要‘郡县之’……”此番张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微醺的蔡元培大为不快,蔡当场“声色俱厉”地呵斥道:“这除非你做大将!”一句话如冷水泼头,傅斯年大骇,转头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顿时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气。——这个典故很形象地透出傅斯年性格中固有的嚣张与跋扈本色。试想,傅氏胆敢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放肆一把,作为一个原北大教务长、现在与自己同在一级别的研究所所长、国民政府参政员如陶孟和者,傅斯年又如何放在眼里?
陶孟和为人生性老实平和,尽可能避免与人争胜和交恶,但在许多事情上有自己的算盘,一旦算盘打得过多,难免令同行看轻。除此之外,陶、傅交恶,更深层的症结还在于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观等诸方面,或如后来中国大陆宣传部门宣称的“意识形态”不同与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时,主要研究社会学,接受的是韦伯夫妇的理论体系。因当时的韦伯与萧伯纳等共同创立费边社,在英国从事所谓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作为韦伯信徒的陶孟和,其思想多少也受到萧伯纳的影响。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与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等辈曾有过接触,但傅对二人特别是萧伯纳本人颇为轻视,或者说大为反感。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萧伯纳氏,自在伦敦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后,号称社会主义者,从36岁开始,到94岁呜呼归天,58年里共写了51个剧本。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萧伯纳来到深得自己好感的苏联访问,高尔基写信祝贺他的75岁寿辰。称颂他是“勇敢的战士”云云。1933年2月,萧伯纳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几位大佬的邀请,尽管有不屑踏上中国领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于2月17日由香港到上海登陆作了短暂停留,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名流匆匆见了一面。萧氏之意“本来玩玩的”(鲁迅语),但还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以不屑的神情,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咕噜了几句洋话,大放了一通厥词,谓“中国固无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国的乡间田野”云云。后来中国许多各揣不可告人之目的,或稀里糊涂,大肆迷信和吹捧萧伯纳,将其视为哲人与世界人类的大救星,并借此抬高与其有一面之缘的中国同盟几位大佬的身价。但也有人当时就表示对萧氏为人为文不屑一顾,对其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在这批头脑清醒、情感激烈的勇士中,傅斯年算是靠前的一个,对萧的行为与思想给予猛烈抨击。其恶感之深、用情之烈、直到十几年之后的1950年依然郁结在心、如鲠在喉,甚觉不吐不快。这一年,由其他事件引导,傅斯年想起萧氏的思想对中国人流毒之深,于是写了《我对萧伯纳的看法》一文,以消除其毒素,化解心中的块垒。文中说道:
萧伯纳“自己实在无多创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他所剽窃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南按:韦伯)夫妇。萧伯纳的文字啰嗦,思想浅出,作品风行一时,一辈子赚了很大的钱。他对于抽版税是丝毫不苟的。章士钊求见,说:‘先生在中国很出名。’他说:‘在中国出名何用?中国不曾参加国际版权协定。’这虽然带有笑话,但我在英国读书时(三十年了),大学学生演他的戏,版税一道决不放松——尽管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将老,怕要死,写了一本《返于老彭》(BACK  TOMETHUSEIAH),还是一部大作(大约是1920年)。从此以后,剽窃得越发生吞活剥,见解越无中心,越说越无责任心。我想,假如不返于老彭,少活三十年,岂不更为完美?这实在不像人死后的说话,但这样场合,这样说法我却有点摹仿他的调儿。”
在傅斯年眼里,尽管萧伯纳的思想抄袭韦伯,但韦伯夫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一对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的新官僚派”,且是一位“人道主义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观念甚重,而谓人道主义者为幻想家”的庸俗之辈。傅在文章中颇负义气地指责道:“魏伯夫妇晚年大大赞赏苏联,以为是一个新的文明。在东方的民族中,三个人都极其佩服日本,因为中国人‘乱哄哄’,‘不会办事’,(好个帝国主义的看法)!魏伯游中国后,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萧伯纳游日本,路过上海几有不屑上岸的样子。”最后,傅斯年对萧伯纳作出的总体结论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戏剧上,是一人演说;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总之,在傅斯年眼里,萧伯纳是一个极其糟糕,无一是处的骗子、妄人加街头小混混式的丘八。
此文一出,得到了一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赞誉和追捧,抗战期间任《中央日报》主笔,后为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的程沧波评论说:“《我看萧伯纳》大概是孟真最后一篇文章,这一篇短短的文章结束了孟真30年的文字生涯。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压台戏。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说:他不是学戏剧,他也不是学文艺批评,但是,像萧伯纳这样一个题目,不是一个专家写得好的,这样一个复杂、迷乱、幻景的题材与人物,不是具有丰富的中西学识、超特的智慧,是没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个萧伯纳,一刀劈下去了。萧伯纳经他这一劈,由神奇化为腐朽,把萧翁一生的魔术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够了。”
傅斯年的老友毛子水也评价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个字,将永为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献,是要‘知人论世’者所不可不读的。……孟真先生以萧伯纳‘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满萧伯纳,对极了!”程与毛氏所言,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但有一点似不可怀疑,即傅文一出,萧伯纳的迷信和制造的神话被戳穿、打破,许多喝过萧氏制造的迷魂汤,一直沉溺在萧氏神话迷梦中的国人逐渐清醒,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神情越发变得清晰、明智,萧伯纳的影响也成了蜥蜴的残梦——恐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与傅斯年的思想大不相同,或日背道而驰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韦伯夫妇“社会调查”的思想并照章行动,对苏联的一切人事大加赞赏。1924年1月24日,苏俄领袖列宁去世,已从英国回到国内的陶孟和于2月26日,联合李大钊、马叙伦、郁达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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