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第一节 研究乌龟壳的人(第1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450 书名:《南渡北归 第二部:北归》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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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也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这座孤独的“山寨”里艰难度日。面对日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际,大家仍苦撑待变。正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
面对日渐衰退的学术阵营,傅斯年决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学子入所,除充实所内实力,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的,就是“培养学术研究的种子”,以为国家学术事业延续香火。恰在此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王氏以学识渊博名冠一时,当年在他的协助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不仅在济南郊外成功地发掘了著名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还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史语所的傅、李、董、梁等都是该会委员。正是由于这一连串的关系,作为山东籍的傅斯年与王献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爆发后,济南沦陷,王献唐得到某机构的资助,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投奔傅斯年,避居板栗坳继续学术研究。王氏不远千里来到此地,除与史语所几位主要人员有故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处有战时后方最大的图书馆——几十万册藏书可供参考。与王献唐一同前来的屈万里,1907年出生于山东鱼台县,启蒙后由取得生员功名的父亲屈鸿生亲自授读古文,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底。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屈万里自郁文学院辍学返乡,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推荐给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从图书馆馆员一直做到编藏部主任。其间屈氏开始阅读馆藏文字学书籍,并随王献唐学习古文字,学业大进,后决心治甲骨学。抗战爆发,在济南沦陷的前夜,屈万里主持将馆藏书籍先运往曲阜,再运至四川乐山秘藏,随后迁往重庆。1940年任职中央图书馆,1942年辞职,随王献唐辗转来到李庄板栗坳深山蛰居。由于屈氏此前已有较厚的甲骨学功底,傅斯年决定让其补到史语所三组,跟随董作宾整理甲骨文。
自1943年殷墟第9次发掘之后,董作宾把主要精力用在前9次发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中。据统计,前9次发掘共得有字甲骨6513片,经过墨拓、登记、编号,选出3942片,于1935年编辑完成《殷墟文字甲编》(以下简称《甲编》)图版部分。按照计划,与图版相对应的还有一部《殷墟文字甲编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即对图版加以考证和解释的文字说明。《释文》由董作宾的助手胡福林(厚宣)负责撰写,但胡氏在昆明龙头村时期不辞而别,转而跟随顾颉刚、钱穆等在成都齐鲁大学另起炉灶,搞甲骨文研究,并招兵买马,开山扎寨,公然与史语所抗衡。此举在给董作宾造成心灵创痛的同时,也给他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胡福林在昆明负责的《释文》工作随之流产。
当史语所迁到李庄后,董作宾曾设想找一个懂甲骨文的人重新撰写《释文》。1941年10月16日,李济赴重庆公干,梁思永在致李济的信中提到“彦堂兄请兄觅聘一顶替胡厚宣的人物,嘱弟转告”即指此事。当时,学界中人特别是青年学子大多已无心搞学术研究,纷纷思走,想方设法到条件好的城市和利禄厚实的机关做事谋生,根本无法找到适当的人来这偏僻贫穷的李庄,研究在许多人看来百无一用的乌龟壳。无奈之下,董作宾只好请李庄士绅张官周荐介,把正在李庄宪群中学(南按:由张官周母亲王宪群以养老田的收入出资创建,故命名为宪群中学)读书的本地青年学生刘渊临找来培养实习,以使其有能力完成此项工作。屈万里的适时到来,正好可接替胡福林的职位,与刘渊临一道协助董作宾完成未竟之业。尽管如此,由于胡厚宣中途撂了挑子,屈万里接手后用了很大力气才理出了头绪。当1948年《甲编》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时,屈万里的《释文》却迟迟赶不出来,直到1961年6月才得已出版——这时的出版地点已不是大陆而是台湾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陆学者所能够看到的,就是一部由乌龟壳墨拓成形、未经考释和注文的黑糊糊的《甲编》——这是胡福林的不幸,更是中国甲骨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不幸。与董作宾同在李庄板栗坳的研究员、著名汉简研究专家劳榦曾说过:“彦堂先生在幼年曾一度学刻字,因此对篆文早就很熟悉,这对于学甲骨文是很有帮助的。彦堂先生曾经告诉我,他鉴定甲骨真伪的一种方法,是从原来刻时的刀法看,而这种心得,就是从刻字的刀法中悟到的。”当时与劳榦同在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继愈,许多年后以北京图书馆馆长兼著名学者的身份,谈到个人与社会潮流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再大的英雄也是这样。(如)搞甲骨文的像董作宾先生,我认识的,他原来在集市上摆小摊,卖那个毛巾呀、雪花膏呀、发卡子呀这类的东西。顾客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赶集嘛。他就拿着《汉书》在那里看,结果被一个专家看见了,就说你这个年轻人不要摆摊了,跟我念书去吧。后来他就成了个甲骨文专家。这也是个自学成才的(例子)了。”
任继愈此言,可能是在李庄时曾听董作宾亲自讲述所得,未免加入了一些传奇色彩。但董作宾事业得益于风云际会的大潮流、大趋势,加之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不懈奋斗而终于成其大器,则是合乎事实的。
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董阳门村的董作宾5岁时,甲骨文被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认出并开始探究——这是世人认识甲骨文之始。次年,董氏在家乡入私塾就读经史,后进当地学堂学习,与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郭宝钧同窗。因家境贫寒,自14岁始,董作宾帮助父亲“作手工业,印衣袖。腊月春联鬻之。为人刻印章,每字取铜元四枚”,但仍未放弃学业。1912年,董氏于小学毕业后赴南阳一面经商,一面与他人共同设馆授徒。也就在这一年,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经过多次明查暗访,终于找到了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安阳小屯村,并搜求甲骨1。2万片开始研究,同时根据甲骨卜辞考释出小屯村就是殷商时代的都城,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震动和关注。1918年,24岁的董作宾于南阳师范学校毕业,接着考入河南育才馆,师从古文字学家时经训学习商简,自此得知天下还有一种刻在乌龟壳上的古老文字——时距甲骨文发现已过去19年矣!这位名叫时经训的老先生,可能就是任继愈讲述的所谓发现董作宾的“专家”。但从董的经历看,跟随时老先生学习的收获并不太大。1923年董作宾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成为研究生,仍一直沿着方言研究的路子走下去,同样没有要成为一名甲骨学家的迹象。直到有一天夜里忽发奇想,灵感突现,才有了使他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的预兆。
据董作宾北大同学、后押运古物赴台湾并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回忆1925年夏天,庄与董作宾于北大国学门毕业后,分别留校任助教,实际上是研究人员。董当时致力于歌谣方言的研究,庄则在考古学上用力。在庄看来,董作宾应当上山唱歌,自己则当下田挖土。由于是暑假,天气闷热,二人便搬到校中一间空闲的大办公室打地铺住宿,以避酷暑。有一天晚上,董作宾忽然从地铺上坐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郑重其事地说道:“老庄,你看咱们长此下去,如何是了?”
庄尚严一听,不知对方发什么神经,漫然答道:“不如此下去,难道让我们去抢银行绑票,上山当土匪,杀人越货吗?”
董作宾并不理会庄的黑色幽默,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有点激动和神秘地说:“我有一个主意,你如同意,咱们一同到我家乡安阳去发掘甲骨如何?你学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你的强项。我是河南人,对地方关系可以搞得好。这是一条有广大发展的道路,比局促在这里有前途得多了!”
董的一席话引起了庄的极大兴趣。此时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正由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名声大噪,备受世人瞩目。除罗、王之外,当时研究此学问者寥寥无几,而甲骨文很明显是一个尚未开辟的充满神秘诱惑的宝藏。庄尚严头脑一热,立即坐起来道:“你的想法很好,只是你我二人,一个搞歌谣,一个学考古,对研究甲骨文最重要的基本学识如小学训诂文字学都无根基,如何办得了?”
董作宾听罢,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道:“若等你在课堂或书本中学好文字学,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书店里发卖了,哪还有咱们的机会?为今之计,只有占先,一面发掘,一面读书,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问题,这个问题就逼着你非读金文、小学去细心细考,自然会有新局面、新结论。旧路已为人家占满,不另辟新天下,哪有咱们年轻人的出头之日?”
庄尚严在回忆中说:“大约从这时起,他就打定了这个主意,不久我就听人家说他背起小包袱上安阳挖龙骨去了。我则为学校派往日本东京帝大从原田淑人先生研究考古,两个人就此各自东西了。”
庄氏所说的“不久”,其实是三年之后的事了,当时董对自己的学术前途尚茫然无知。任继愈的“社会大潮说”有一定道理,倘若没有当时社会大潮的推助,董作宾再精明老练,也不可能在这门学问事业中取得后来如日中天的大成就。事实是,1927年董作宾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副教授,结识了与他人生命运紧密相连的“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之一傅斯年”。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广州宣布成立。此时董因母亲病重,请假回乡照顾母亲,并在南阳中学当了一名国文教师。就是在这一节骨眼上,傅念旧情,先聘董为史语所通信研究员,后改为编辑员。史语所刚一成立,傅斯年就急于想在学术界大展身手,便有了到安阳挖乌龟壳的主意。不过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尚是一光杆司令,手下无将无兵可派,情急之中,想起了在南阳中学任教的董作宾,便打电话令其赴小屯主持甲骨调查和发掘。头脑并不糊涂且早有意要借挖乌龟壳以鸣天下的董作宾,在这股骤然兴起的社会大潮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立即赶赴小屯行动起来。命运之神似对他格外惠顾,第一次试掘,竟获取有字甲骨774片,古物10余种,且从调查情况判断,地下的甲骨并未穷尽,埋藏颇丰。有了这一非凡的收获和发掘前景,董作宾的人生之路也就从茫然蒙昧中豁然明朗起来了。
当李济于这年冬天前往开封和董作宾会面时,根据小屯的调查情况,二人商定于春节后再搞一次大规模发掘,并达成一项谅解,这便是:由董作宾研究出土的甲骨文字,李济负责研究所有其他出土古物。对于这个城下之盟,李济后来回忆说:“实践证明这一谅解对我们个人关系与合作是重要的。作为考察这个遗址的第一位先锋,董作宾应该有机会研究这批最重要的科学发现物,而有字甲骨是安阳发掘的关键品。另外,董的铭刻学研究能力是无容怀疑的。”
事实上,李、董两位大师之间终其一生都履行了这一协约:李济研究殷墟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其他器物,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文。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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