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残剩河山行旅倦(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98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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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了朱家骅的要求。1941年9月11日,梅贻琦致信叶企孙“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华为一重大损失,在琦个人尤感怅怅,但为顾国内一重要学术机关之发展起见,不应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请假,暂就该院职务。”9月底,叶企孙离开昆明飞赴重庆,正式接替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傅则于同年12月初,携妻带子离开重庆,迁往李庄。
叶企孙与陈寅恪在北平清华园时期就来往密切,堪称挚友。卢沟桥事变前后,叶与陈曾就战争局势与南迁之事多有商谈,直到随校迁往长沙、昆明,二人仍保持深厚的友谊。当陈氏携家由港抵达桂林的消息报告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叶企孙遥望东南,以极大的热情和爱心关注着这位三百年才出一人的史学大师的命运。未等陈寅恪伏笔作书报告详情经过,叶以上海人特有的细腻与精明,开始为陈氏未来的生活打起了算盘。1942年6月9日,叶致书李庄的傅斯年,大意说:陈寅恪已到桂林,史语所是否有聘其为专任研究员的打算?月薪多少?又说:“薪似可从一月份支起,但从六月起实付寅恪,以前五月薪抵消旅费之一部分。以寅恪夫妇之身体论,住昆明及李庄均非所宜,最好办法,似为请彼专任所职,而允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
傅斯年接信看罢,心想这个叶企孙在杂事纷繁中还惦念着寅恪的工作和一家的生计,其心可感,其情可佳,实乃寅恪不幸之中的大幸。但有一点是傅斯年断然不能同意的,这便是专职与兼职之区别,他在随后复叶企孙信中说:陈寅恪来史语所任专职,则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仁渴望日久之事,但由于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严格的制度和服务规程,故陈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遥领本所专任研究员薪水,必须来李庄住在史语所租赁的房中办公,才可以拿专任之薪。如果陈果能来李庄,其薪金自应为六百元又临时加薪四十元。否则,不能为之。傅斯年再度搬出为梁思永治病,把史语所医务室弄得完全破产的尴尬之事以说明自己是个“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之人,而如今“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张本院应竭力努力,弟固以为应该,然于章制之有限制者,则丝毫不通融。盖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此信写罢,傅斯年似觉仍有话没有解释清楚,又在信笺上端一空白处特地注明寅恪何以历来称为“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之故云云。
叶企孙接信后,觉得傅斯年所言有理,于是在6月30日回信说“关于寅恪事,尊见甚是,请兄电彼征询其意见,徜彼决定在李庄工作,清华方面谅可容许其续假也。寅恪身体太弱,李庄昆明两地中究以何处为宜,应由彼自定。”
傅斯年接信,没有按叶企孙所言去做,理由是:“以前此已两函与之商榷此事,而电文又不能明也。然寅恪来信,未提及弟信,来信嘱弟托杭立武兄设法在广西大学为彼设一讲座云云。”
按傅斯年的意思,既然我两次写信问陈氏来不来李庄,何时来李庄,并把李庄的地域特点、风土人情都作了详细介绍,但陈氏回信除了说自己“正在著作,九月可完”外,“绝未谈及到李庄事”。这让傅斯年深感不解又有点窝火,心想你到底是来还是不来,总该有个说法,如此装聋作哑是何道理?在此种心情驱使下,索性把叶信扔到一边不再搭理。
7月下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办事员刘次箫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附一消息说:“叶先生函商院长聘陈寅恪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月薪六百元外加薪四十元,院长已批准照办。俟叶先生将起薪月日函复核,聘书即当寄贵所转寄桂林也。”
这一突然而至的消息,令傅斯年“甚为诧异”,心想自己并没有收到陈寅恪马上来李庄的信函,又没有变更此前的意见,“何以忽然有此?”尽管傅心中不甚痛快,但想到信中有“寄贵所转寄桂林”一语,稍感释然。按傅的打算,待聘书一到李庄,即将其压下,尔后再修书与叶企孙理论不迟。大出傅氏意料的是,7月31日又突然接到中研院办事处职员王毅侯信,告之曰:“发寅恪兄聘书已办好,企孙兄函嘱径寄桂林,免得转递之烦。并云一月至五月领薪由院保留作抵消旅费之一部,弟本日寄寅恪一函,征其同意(函稿另纸抄奉)。”又说:“自6月份起全部寄交先生应用”云云。
傅斯年看罢此信,如同平空挨了一记闷棍,当场把信摔在地下,大喊一声“他凭什么!”跳将起来,对叶企孙表示极大不满。8月6日,傅斯年向叶企孙发出了一阵连珠炮式的“声明”:
一、弟绝不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遽发聘书,而6月份薪起,即由寅恪自用,无异许其在桂林住而领专任薪。此与兄复弟之信大相背谬。
二、自杏佛、在君以来,总干事未曾略过所长直接处理一所之事。所长不好,尽可免之;其意见不对,理当驳之。若商量不同意,最后自当以总干事之意见为正。但不可跳过直接处理。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固不应发专任聘书,即发亦不应直接寄去(以未得弟同意也),此乃违反本院十余年来一个良好Tradition之举也。
三、为弥补寅恪旅费,为寅恪之著作给奖(或日后有之,彼云即有著作寄来),院   方无法报销,以专任薪为名,弟可承认。在此以外,即为住桂林领专任薪,弟不能承认。此事幸寅恪为明白之人,否则无异使人为“作梗之人”。尊处如此办法,恐所长甚难做矣。弟近日深感力有不逮,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仁责言。今如再添一个破坏组织通则第十条之例,援例者起,何以应付。此弟至感惶恐者也。
如此言词激烈的战斗檄文作完后,傅斯年仍觉尚有千头万绪的复杂言语没有尽情说出,于是继续挥动大笔,以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长辈对晚生的口气教训、指导起来:
即令弟同意此事,手续上亦须先经过本所所务会议通过,本所提请总处核办。总处照章则办理。亦一长手续也。又及与此事有关院章各条文:
组织通则第十条,专任研究员及专任副研究员应常在研究所从事研究。
服务通则第二条,本院各处所及事务人员之服务均须遵守本通则之规定。
此外,间接有关者尚多,故领专任研究员薪而在所外工作,大悖院章也。
8月14日,傅斯年的激愤心情已趋平和,怕陈寅恪接到电报后产生误会,“此固以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已解决,然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于是又即刻修书一封,先是促其尽速迁川,“瞻念前途,广西似非我兄久居之地”,“若不早作决意,则将来更因难矣”。尔后对自己不满叶企孙发聘书之事,又向陈寅恪作了详细说明和解释:“此事在生人,或可以为系弟作梗。盖兄以本院薪住桂,原甚便也。但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此事兄必洞达此中情况。今此事以兄就广西大学之聘而过去,然此事原委就不可不说也。”
8月30日,陈寅恪复信傅斯年:“弟尚未得尊电之前,已接到总办事处寄来专任研究员聘书,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当时不知何故,亦不知叶企孙兄有此提议。(此事今日得尊函始知也,企孙只有一书致弟,言到重庆晤谈而已。)弟当时之意,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素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也……以大局趋势、个人兴趣言之,迟早必须入蜀,惟恐在半年以后也。总之,平生学道,垂死无闻,而周妻何肉,世累尤重,致负并世亲朋之厚意,唏已。”
在信的附言中,陈寅恪补充道:“所中诸友乞均道念,如欲知弟近况者,即求以此函与之一阅也。中山、贵大、武大皆致聘书,而中央大学已辞了,而又送来并代为请假(怪极)。弟于此可见教书一行,今成末路,盖已不能为生,皆半年纷纷改行,致空位如此之多,从未见银行或税关之急急求人也。庾子山诗云:‘何处觅泉刀,求为洛阳贾。’此暮年之句也。”
陈氏不愧是傅斯年的莫逆之交,他已从傅信中解读出“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的个中况味,为了不致引起诸位“大贤”的误会,陈寅恪特以这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方式,为傅斯年不动声色地予以解困。陈氏出身家业正值兴旺的名门望族,没有破落大户傅斯年那种自喻为“吾少也贱”的人生背景和复杂经历,有人云:“陈寅恪只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式大师尔!”但通过此次对自己洁身自律,对世事的洞达明晰,以及为傅斯年巧妙解脱史语所同仁可能产生误会所献的移花接木之术,可见此言大谬。此举正应了吴宓当年赞誉陈寅恪之语:“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通观陈寅恪一生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方法,不但不是埋头书斋的考据家或“书呆子”,而是一个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理的卧龙式人物。
陈寅恪这边已得到安抚,重庆方面的叶企孙迫于压力,亦来信向傅斯年做了道歉式解释,但傅斯年仍不依不饶,复函中明确表示“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还是要聘请陈寅恪就任史语所职,并以长者或老子辈对待孙子的架式,指令叶企孙再给陈寅恪发一聘书,傅在信中亲自列出了聘书的文字格式:
“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注:此为十年相沿之公式(最初“为适用特约待遇”)。有换文,两方轮转,后来不转了。如改此式,恐须先在本所所务会议中一谈,弟觉此式似可不必改也。
叶企孙接到傅斯年的指令,甚感不快,回想自己在清华的地位与势力,曾几度出任代理校长,掌管清华一切事务,就连德高望重的梅贻琦也让着七分。而今身为中央研究院一人之下的总干事,居然连发个兼职人员聘书这种小事也要由“太上总干事”亲自授命,真是莫大的耻辱。想到此处,叶企孙脸呈紫红色,愤怒地当着总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面大声说道:“傅斯年此人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了!”遂把傅信弃之一边不再理会。尽管傅斯年“气魄大,要钱、花钱,都有本领”,且在别人看来“历来的总干事,都敬重他而又多怕他”(董作宾语)。但叶企孙却不吃这一套,他敬傅而不惧傅,心中有自己的主张。见傅斯年来势凶猛,大有不依不饶之势,于心灰意冷中理智地采取了敌进我退,惹不起躲得起的战略战术,萌生了挂起乌纱帽一走了之的打算。尽管在傅斯年的遥控、指挥、施压下,叶企孙最终还是给陈寅恪寄发了“兼任”的聘书,但从此不再过问此事,至于陈寅恪是走是留,是死是活,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1943年1月16日,借梅贻琦赴重庆办理公务之机,叶企孙与之进行了密谈,二人商定叶可于夏秋离渝返昆,重操旧业。同年8月,叶企孙不顾朱家骅再三挽留,坚决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返昆任教。辞却的公开理由是叶“觉得长期脱离教书,不合适”,“当初离开昆明时,是向联大请的假,按当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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