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别了,蒙自教授们(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92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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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起铺盖移于“精舍”,与汤、贺二人一起居住。9月7日,暂留蒙自的钱穆、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四人也从校舍移于“天南精舍”,与汤、贺、吴三人共同居于精舍上下楼。在同住的七人中,多数埋头读书和研讨学问,吴宓除研读业务书籍,还弄来汤用彤的《印度哲学讲义》、《汉魏西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及谢佐禹的《人生哲学讲义》加以研读。唯年轻的沈有鼎不肯读书,经常弄出一些反常举动,令其他教授特别是吴宓大为恼火和反感。
生于上海的沈有鼎,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取公费赴哈佛大学就读,193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至1934年留学德国,先后在海德堡和弗赖堡大学杰浦斯和海德格尔指导下从事哲学研究。1934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次年任教授。早在清华读书时,沈有鼎就以才华出众令师生刮目相看,他的业师金岳霖与“哈佛三杰”之一的哲学家汤用彤都认为沈生才气非凡,日后堪当大任。而沈氏自己也感觉良好,且不免自负。金岳霖的得意门生王浩曾有这样一段回忆:台湾出了一本金岳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福生)临终话语的书《春蚕吐丝》(陈鼓应编),书中多处谈到殷海光与金岳霖交往的经历及对老金的评价,其中有一段讲到抗战前北平逻辑研究会。说的是在一次聚会上,有人提起果德尔工作的重要,“金岳霖说要买他一本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殷海光在一边看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大为吃惊。学生不客气地批评,老师立刻接受他的建议,这在内地是从来没有的。时在美国的王浩读罢这段记载,认为此事“大致不假”。而且觉得“大家都该有金先生这种‘雅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这样合理的反应被认为是奇迹,才真是可悲的。”
金岳霖的雅量令后人肃然起敬,但沈有鼎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不拘形迹的做法与口无遮拦的说法,并不能令所有的人都有如此雅量来对待。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时期,文学院的钱穆、吴宓、闻一多三教授与沈有鼎合住一室。据钱穆回忆:“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南按:即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钱氏所言,显然有褒宓厌沈之意,对沈的言行,只是没有露骨地贬斥而已。但类似事情到了吴宓眼中就大不同了。在吴氏眼中,沈有鼎虽聪明,且甚用功,“然其为人极可鄙。毫无情感,不讲礼貌。衣污且破,服装如工人。饭时则急食抢菜,丑态毕宣。置父与妻于不顾,而惟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惟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彤谓其似织工马南Milas  Marner(注:1861年出版的英国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所著小说《织工马南》中之主人公)。众于会食或游谈时,恒以沈君种种为笑谑之资。宓有时不能忍,或且面斥沈君之非。沈君则夷然自适,不怒不慊。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噫,此又聪明自私之另一格耳。”在嘲讽责备一番过后,吴宓又颇为感慨地说:“平心而论,诸君皆难得之好人,待宓亦甚厚,然不免为普通中国式之君子,而宓重感情而好负责整饬,本末兼治,群己并顾,时乃感其不足之处。”
吴宓观察人物心理行为之细致,描述之生动传神,几令人拍案叫绝。但在略显刻薄的指斥之后,又不失宽宏大量的挚诚以待。尽管学人之间各自家庭、教育背景不同,性格迥异,且有这样或那样在别人看来足以笑谑或诟病的地方,但毕竟“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保存国家民族的读书种子而流亡西南边陲,日子还得过下去,团结互助不只是个人问题,更是民族大义之所需。因而,留住在“天南精舍”的七教授,在相互体谅包容中友好地度过了蒙自的最后一段岁月。而这段最后岁月,在诸位教授的记忆里,也自有跌宕起伏的情趣所在。按照钱穆所言,七人同住一处后,未久就听移驻蒙自的空军基地人员漏出音讯,说是日军很可能要来空袭,当然这个空袭是针对空军不是平民,但七教授住的地方与空军基地很近,一旦敌机投弹,难免会发生基地起火,殃及池鱼,诸位的性命堪忧。正在众位焦虑而又不知如何应对之时,沈有鼎发挥了他的特长,谓自己是《周易》研究专家,甚得卜筮之道,可以用八卦之占以卜吉凶。众人一听甚是欢喜,乃于月黑风清之夜请其占卜。沈有鼎挽起衣袖,施展法术,一番神秘兮兮的摆弄,得节之九二,验之以书,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众人大骇,遂召开集体会议,决定自明天起,每日早餐后,携带干粮、水壶与所读之书,立即出门,到蒙自郊外荒野偏僻之处各自读书,下午四点之后归宿。为了做到言而有信,行之有效,会议决定推选吴宓为本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每至清晨,由吴宓挨室叩门呼唤督促,迟到者则遭批评。早餐后由吴宓率队至郊外躲避空袭,一连数日皆由吴总指挥发号施令,其状“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
如此这般度过数日,10月17日,冯友兰从昆明致信汤用彤、吴宓等人,谓联大各院均定于11月15日提前在昆明开课。于是,“天南精舍”七位教授议定于10月29日集体离蒙自赴昆明,并推举汤用彤为赴昆明旅行团团长,吴宓为会计,总筹赴昆事宜。
10月27日,吴宓偕钱穆、沈有鼎二人至南湖、军山一带散步,游览蒙自秋景。傍晚返回,阅报得知武汉已于前二日失守,众皆悲戚。28日傍晚,吴宓独自来到南湖,在堤上伫立良久,作诗一首:
离蒙自赴昆明半载安居又上车,青山绿水点红花。
群飞漫道三迁苦,苟活终知百愿赊。
坐看西南天地窄,顾亭林诗云:“西南天地窄,零桂山水深”。心伤宇宙毒魔加。
死生小已遵天命,翻笑庸愚作计差。日前《云南日报》所登沈从文君《知识阶级反省》一文,愚甚赞同。
第二天,汤用彤率领吴宓等人打点行装离开“天南精舍”,由碧色寨踏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至此,联大最后一批人员告别了蒙自。曾经留下了联大师生欢声笑语和精神慰藉的南湖,连同一幢幢镌刻着岁月烙印的优美建筑,构成一道永恒的风景,长久地留在了师生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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