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别了,蒙自教授们(第1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100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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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战成败的争论还在继续,众师生翘首北望,以复杂、悲怆的心境,关注着这场决定民族兴亡的战事。
1938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告世界友邦书》和《告日本国民书》,以纪念中国军民抗战一周年。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蒋氏要求全国军民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全力促成武汉会战的胜利。
就在这一天,联大蒙自分校全体师生在旧海关旷地举行抗战周年纪念礼。由樊际昌任主席并致辞,文学院长冯友兰演讲。冯氏语气平和,谓“一年来中国之胜而非败,语极乐观”。想不到演讲中突有一意外插曲,把会场搅乱。一个战前受聘于清华历史系、名字叫噶邦福的俄籍老教授,亦随校南来并参加了本次活动。当冯友兰演讲到一半时,只见这位白须飘动的俄国教授号叫一声扑地不起。身边的师生见状,以为是这位俄国佬因高呼口号未能呼出憋气倒地,或者是故意耍什么布袋戏,以活跃演讲的气氛。待细看之后,只见这位教授脸色发青,热泪横流,满面呈悲凄之状,方感另有隐情。众人手忙脚乱将噶邦福抬出会场请医生急救,半个小时后方缓过神来。原来这噶邦福当教授前曾做过俄国军官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线战役中,作为下级指挥官的噶邦福奉命率部冲锋,突遭敌机关枪扫射,乃紧急下令卧避。当枪声停止,噶邦福挥枪喝令前进,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其他官兵全部阵亡。此段酷烈往事随着冯友兰抗战演讲再度被忆起,遂有这位噶教授突发悲声,昏厥倒地的一幕。众师生闻知内情,受其感染,无不凄然,几个女生掩面而泣。
好在噶邦福教授引发的这段悲情插曲很快过去,礼毕,“是日上课如恒,并举行献金救国”等活动。本次献金活动,全体师生在物价上涨、生活困顿的情形下踊跃捐款。最初以陈岱孙教授的二十五元为首,随后学生中出现了捐献三十元者,有的女生无钱,而将手上的金戒指捐出,众人大受感动。在叶公超、金岳霖等各方怂恿下,教授们捐款数目开始增加,由四十元增至五十而六十五元,直到冯友兰攀升至七十五元,独占鳌头方止。本次捐款共得献金二千余元,超过了蒙自全城捐款的一半以上。
7月底,联大蒙自分校考试完毕,本学期的学业就此结束。此前,因蒙自地处西南边陲,交通、生活方面多有不便,西南联大在昆明校舍陆续建造并有了一定规模,校委会决定分校迁回昆明,蒙自校舍让于即将由广西柳州迁往该地的中央航空学校。联大校委会同时决定,自8月1日起放暑假,至11月底止,假日期间陆续完成师生向昆明的迁移工作。
因西南联大成立未久,本届毕业生均用原校名义发给文凭。清华毕业生专门编纂了一本“清华第十级年刊”纪念册,请朱自清写几句话以示纪念。朱欣然慨允并写道:“向来批评清华毕业生的人,都说他们在做人方面太雅气、太骄气。但是今年的毕业同学,一年来播荡在这严重的国难中间,相信一定是不同了。这一年是抗战建国开始的一年,是民族复兴开始的一年。千千万万的战士英勇地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胞惨苦地牺牲了。而诸君还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可见国家社会待诸君是很厚的。诸君又走了这么多路,更多地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
暑期开始,学生们背着行囊,告别师友,自碧色寨上车。在送行的队伍中,除了朱自清等教授,还夹杂着50多名当地青少年,即联大学生的学生。在蒙自不长的时间内,联大学生埋头读书,成立“南湖诗社”,还创办了一所平民夜校,从当地招收失学的青少年学生50余人,为其补习文化知识,讲解时事,教唱抗日歌曲等等。夜校设在歌胪士洋行一层两房间大房内,学生们热情高涨,当地群众极其满意,与联大师生感情得到了进一步沟通和升华,也播下了进步思想的种子,时间虽短,影响至深。当这50多名夜校学员闻听他们的老师——联大学生赴昆阳的消息后,自发组织起来到车站送行。有的为联大学生提包,有的握着对方的双手久久不愿放下,依依惜别之情催人泪下。据“南湖诗社”社员周定一说,学员中有一位年龄较大的跛子,只见他在车窗跑前跑后,脑袋一点一点地,满脸汗水为联大学生们递行李,和学生们一一握手告别,脸上淌着泪水。望着他那真诚、憨厚和恋恋不舍的样子,联大学生也流下了热泪。后来这个青年学员还率领几个代表,专门到昆明看过他们教师。
长鸣声中,联大师生随车启程,美丽的蒙自与南湖渐渐远去。
对于蒙自这段特殊的生活,许多年后,冯友兰回忆说:“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但是步骤都很协调,演出也很成功。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蒋梦麟说,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这个说法和比喻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认同,郑天挺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这种合作精神的开端始于蒙自:“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与其他教授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搬运行李。北大考虑干部时,也以敬业、勤奋、团结为出发点,避免不必要之误会。”
这段话在赞誉的背后又另有深意,而最有研究价值的是“不必要之误会”一句,此句到底何所指,郑氏没有明确所指,或者不便提出,但从清华教授浦薛凤回忆中可以略知一二。当初以蒋梦麟为首的筹备班子力主西南联大文学院迁蒙自,包括浦薛凤在内的清华部分教授并不认同,浦氏说:“予与寅恪未离香港时,早闻蒙自有飞机场,且紧贴校址附近,当即诧异联合大学当局何以糊涂至此地步。原所以由湘移滇者,纯为安全起见,俾教员学生得长期各事所业。今不于昆明郊外或西山一带,因陋就简,改作黉舍,又不听云南省政府之示意,到大理一劳永逸,而必贪便苟安暂迁蒙自,其故何在。”当浦薛凤与陈寅恪等抵达蒙自后,见机场与校址几乎相连,且均在一块广阔的平地间,若敌机飞至,必玉石俱焚,“于是私心更以为迁到蒙自殊不甚妥当”。当时北大部分教授认为浦氏的看法是杞人忧天,敌机不会光顾如此偏远的蒙自。其结果是徐州失陷不久,政府即开始扩建整修蒙自飞机场,柳州航空学校将迁蒙自,以迎战即将前往西南地区轰炸的敌机。在这种情况下,置于险境中的联大不得不被迫迁移。“然而眷属初来,喘息甫定者,闻之殊甚怏怏……及七月中旬,知已定夺,迁往昆明。异哉明知昆明而可设法,何不早在一处。若系敷衍一时,则曷不乘此时机彻底打打算盘。总之数位校长之委员制,自不能迅捷处理校务。”
由浦氏的说辞可知,当时云南政府曾有让文学院迁大理之意。大理是滇西著名的城邦重地,不但有著名的苍山洱海,依山傍水,风景优美,且寺院林立,空闲房舍尤多,当是办学读书的好去处。1939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从桂林迁入该地喜州小镇,借用当地的文庙、大慈寺、张氏宗祠及部分民居开堂授课,平安地度过了抗战岁月。不知为何,西南联大的代表蒋梦麟等人却拒绝了云南当局的示意,舍大理和昆明西山等处不就,匆忙定于偏僻闭塞又潜伏着战争危险的蒙自,未几又在仓皇中撤离。这一番颠来倒去的折腾,实在令人郁闷,此举因是以蒋梦麟为主的代表促成,引起部分教授、特别是清华教授不满和非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蒙自开学后,梅贻琦与蒋梦麟均分别来此地视察和小住。梅的到来与回返甚为低调,但蒋梦麟携带善于交际的夫人陶增榖到来,则不断招集北大师生开茶话会,引起清华部分师生的猜忌与不满。对此,浦薛凤说:“闻北大与清华学生方面,有些意见。据云起源于步行入滇团。盖彼此各自团结,曾到处互争卧地,而发生小冲突。南开学生甚少,固无所谓。北大自蒋校长到后,屡开会谈。闻钱宾士曾独排众议,谓此刻无所谓北大精神。清华则仍然个人主义,例如梅先生来,同仁绝未想到,设宴开会。”
浦氏所闻旅行团中的北大与清华学生在宿营地发生一些小冲突,不难理解,但似不是主要矛盾。而后面所说的“北大精神”与“个人主义”则是关涉这个群体团结与分裂的要害处。只是浦氏所说语焉不详,不知内情者难得要领,只有参考钱穆的回忆方才明白大体脉络。浦氏所说“力排众议”的钱宾四,就是此次事件的参与者、北大教授钱穆(字宾四)。钱氏说:“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蒙自)。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有学生来余室邀余出席。两邀皆婉拒。嗣念室中枯坐亦无聊,乃姑去。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竟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川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求发言。主席请余登台。余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羼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再在此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散。”
这个插曲,就是对浦薛凤上述含糊其辞的释解。蒋梦麟召开会议遇到的问题,不仅涉及北大本身,更关系到西南联大的兴衰存亡。而西南联大之所以没有像西北联大一样“三个人穿两条裤子”,由不可避免的摩擦、矛盾,导致互相扯皮,各自为政,甚至拉杆子搞独立,最终以辉煌的成果昭示于世,除了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南按胡适在北大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语),还与像钱穆这样识大体、顾大局的教授共同努力不可分割,如果没有这一团结谦让精神,西南联大、特别是后期的联大,极有可能要闹到三个人穿一条或者争夺一条裤子,直至大打出手,落个三败俱伤的的结局。此可谓不幸中的大幸。
蒙自分校学生走后,教授们陆续撤往昆明,有几人准备暑假后再返昆,期间或处理未尽事宜,或埋头读书。陈寅恪因身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职,比之好友吴宓等提前返昆,临走时,有《别蒙自》一诗赠吴宓:
我昔来时春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
来去匆匆数月耳,湖山一解已沧桑。
随着大批学生与教授离去,蒙自校园内外顿显冷落寂寞,令人怅然。吴宓1938年8月29日《雨僧日记》载:“是日下午,宓自城中西门步归。街中及城边,均不见诸多黄色军服之男生,与蓝袍或花衫之女生行聚,更不闻纯正爽利之北平官话。于是蒙自全城立成寂寞空虚,馆肆中尤阗其无人。而宓行过桂林街女生宿舍及早街之转角宅楼,不见倚窗人语,又有人面桃花之感矣!及出城,步绕南湖一周,风景依然,荷花正好,而寅恪诗中所谓‘桥边鬓影、楼外歌声’者,渺不可见闻。即Kalos教授学生所居之楼上下,亦门窗严扃,栏柱尘封焉。”
面对萧条落寂的景色,多愁善感的吴宓倍感凄凉,为排除弥漫心头的忧伤,吴氏想起仍居住在“天南精舍”尚未离去的汤用彤、贺麟二教授,于是在8月30日,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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